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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对应于赫赫威权，洪承畴在经略西南期间，配备一庞大幕府，我们称之为长沙幕府。这是五省经略职能的产物，它的使命及工作侧重点，则显然与幕主的指导思想一脉相承。 洪承畴离开北京前，就提出一个具有明显倾向性的战略思想：“臣受命为五省经略，以平贼安民为责任，贼之胁从数多，不招抚必不能平贼，但此贼负固已久，不真剿必不能成真抚。”[41]对于这一思想，我们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平贼安民”，也就是最终消灭南明抗清武装，这是洪氏经略西南的总体目标，具体行动方针则是以政治手段招抚“胁从”为主，以“真剿”的军事镇压为辅，在削弱对方有生力量及其生存土壤的基础上，通过军事决战夺取最后胜利。这个战略思想的提出，表现出洪氏对当时形势的把握是十分准确、精到的，它不仅与清廷当时总体战略走势相一致，为战略相持阶段的必然产物，也是洪氏经略西南期间所有举措的出发点——庞大的长沙幕府正是对应于这一指导思想而产生的，它的特点、功用无不与之息息相关。 实际上，长沙幕府就是洪承畴经略西南期间的司令部，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是经略经制直辖的官员吏目，即长沙幕府的额定幕僚，他们均食俸清廷；二是洪氏从各处延揽的额外幕客，大多为湖南及附近地区的士绅，他们就食于洪承畴。此外，长沙府及洪氏辖下各督抚提镇参与事务关会者，也可视为幕府成员。因而长沙幕府十分庞大，不仅人数众多，而且成分复杂，来源多样，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以下论述，原则上兼及长沙幕府的直辖官吏和幕客，当然在幕客、尤其是湖南籍幕客方面花的笔墨多一些。 一、长沙幕府的启动和扩大 顺治十二年三月十二日，洪承畴开府长沙[42]，日理万机，十分繁忙。“日间接见文武将吏，出入亲近兵民”[43]，长沙幕府随即形成并开始启动，其成员纷纷奔赴各地，对清军收复地区实行有效管理。他们的身份大多为“军前供事”、“军前效用”或“随征”人员，都是洪氏出京携带及一路吸收的幕僚，湖南当地的幕客较为少见。 1、长沙幕府初次亮相 长沙及四周道、府、州、县的地方官，大都由幕府成员出任，这是清廷所派驻湖南的第三拨地方官，活动范围大致在岳州府、常德府、长沙府、衡州府、宝庆府、永州府、郴州府等地。 长沙道吴正中，绍兴人，原为宣城令，起家吏员，“随洪经略至湖广长沙守道”[44]。 长沙府署理知府张道澄，为原明辽东御史张铨第五子，山西沁水拔贡。崇祯十六年七月曾率自备马兵二百“儒衣从军”[45]，后任江西南康府推官[46]。顺治十一年三月赴长沙幕府，当时急需用人，即留军前行令，“署理长沙府事。”[47]在任之际，张道澄主要负责与战备密切相关的要务，如赴永州打造扒杆粮船三百只，用于转运粮饷，供应粤西官兵；在常德紧急修造战船之际，特地承命前往催督、监工，卓有成效；还会同永州道、府、州、县修理东安县颓城，费省功多。可见他是洪氏甚为得力的助手，备受器重，十二年十月，就任常德府通判。 宁乡知县蒋应泰，字汇征，顺天大兴人，由拔贡教习，擢广西兴安知县。顺治十二年过湖南，“会经略洪承畴便宜用人，留补宁乡。”[48]。出任之际，洪承畴曾嘱之“为国恤民”，因而他到任后首先改革驿站制度，取消征派民间夫马[49]。十五年八月，升补长沙府同知，所遗宁乡知县员缺由洪承畴“军前供事官彭琦”充任。[50] 宁乡知县彭琦，江南上元人，儒士。“由经略办事题授”，顺治十六年任宁乡知县，十八年卒于官[51]。 宁乡典史汪文达，上元人，顺治十五年由洪承畴委署。[52]宁乡一地，从知县到典史等掾属，都由长沙幕府成员出任，前后两任知县也都出自长沙幕府。 湘潭知县刘见龙，浙江人，原任四川昭化知县，顺治十一年，“随经略洪幕，以功授湘潭令”[53]。在任期间，修复驿递，招徕民人,盖造营房，备办军需，无不竭蹶有效。一年后，升任桂阳州知州[54]。 湘潭知县史宗尧，清苑人，内院书办，原任龙阳知县，有能声。洪承畴“留之军前，委以繁难诸事，皆能力办。”[55]顺治十三年,刘见龙升任桂阳知州后,由他继任湘潭知县，转运供给无虚日。顺治十四年孙可望投降之际，张罗受降供帐，应付“满汉重兵压潭索糗”，设处有方，巨细如约，并主持纂修了清朝第一部县志。[56] 常德府桃源知县郝宗福，旗下人员，顺治十年闰六月随赴洪承畴“军前效用”，十一年八月委管益阳船，押运宝庆粮米，“往来逆贼出没之地，险苦备尝”[57],顺治十二年九月任桃源知县。 沅江知县吴弘道，淮安人。顺治十年九月洪承畴过淮安时“投用军前”[58]，带往湖南，居幕下二载，开垦屯田及采办军需各项，颇效勤劳，十二年荐任沅江知县。 宝庆府经历宋成名，江西生员，在洪承畴“军前候用”[59]，顺治十二年就任是职。 新化知县陈元璐，瞿塘卫经历，顺治十二年三月从洪承畴幕委署就职，“正值贼警,探明塘报,戒严城守，修筑门楼，堪以任使。”升任宝庆府管粮通判。[60] 衡州府常宁知县朱瑛，字晋白，江苏无锡人，顺治六年进士。就职之际，“民流土荒”，他招集人民，恢复社会秩序。顺治十一年协助洪承畴出兵剿灭湘粤边界的抗清武装，“筹备供亿，具著机略，擢宝庆同知，承畴特疏荐之，瑛竟以亲老归。”[61] 郴州府桂阳知县杨正萃，岳州府华容生员，“顺治十年经略洪承畴驻长沙，便宜节制，举华容秀才杨正萃令桂阳。”上任时，“城内仅有民舍两椽，为官兵栖止。”为解决粮食问题，到“诸岩贷粮以济”，在地方没有完全平定之前，“集众高岭立寨”，居民惊魂渐定[62]。 兴宁知县徐腾，号光甫，顺天大兴县生员，“奉经略洪题授”，顺治十五年就任，御游兵，疏盐课、清税粮，葺祠宇，莅治十载，士民祠祀。[63] 永州府知府黄中通，字夫，号抑公，福建晋江进士。顺治六年除授广西太平府知府，未任。顺治十一年，洪承畴“调赴军前效用”，十月到达长沙[64]。十二年就任永州知府，“招集散亡，通工易市”，永州城墙及城内的公署、鼓楼，东安、祁阳及衡、郴等地共二十四处城墙均由他督修完成[65]。在长沙幕府中，黄中通青云直上，仕至广西按察使。[66] 沅州府黔阳知县茹道通，北直人，由经略洪承畴题授，顺治十五年任黔阳县令。“时地方初辟，又值岁饥，收拾凋残，民多去思。”[67] 此外，广西兴安县知县刘兆龙，字六驭，湘乡人，顺治四年贡生，“经略洪承畴荐之，知兴安县。”[68]时为顺治十五年，当地城无居民，他“召集开垦，躬稼自给。”[69] 以上除兴宁知县徐腾、黔阳知县茹道通为顺治十五年任外，其余幕僚就任各处道、府、州、县均在顺治十一、二年之间。可见当时清廷能够控制的也就是长沙、常德、衡州、郴州、永州、宝庆等地区的重点城市，而常德、宝庆二府已属冲边地带，为“逆贼出没之地”，“贼警”不断，正是双方军事对峙的分界线所在。沅州府在顺治十五年才纳入清廷版图，在这之前，一直由南明控制，明清双方对峙的状况在此也一目了然。在清军所能控制的区域内，各地大多凋残、破碎，民不聊生，幕府成员就任之后，首要任务都是招集流亡，恢复生产，稳定社会秩序，同时安排战守，恢复和建立清朝的统治地位。他们为湖南各地重新纳入清廷有效管理范围，起了很大的作用。 从以上材料中，我们还可以看出，长沙幕府最初的成员，多数为洪氏从顺天、江淮、浙江、福建、江西等地随带或征调的幕僚[70]，湖南当地幕客极少参与活动，这固然与官员回避制度有关(华容生员杨正萃署理桂阳知县，似为应急之举。此外，只有湘乡贡生刘兆龙出任广西兴安知县。)，更与湖南经过三次反复、社会上仍然弥漫浓厚的反清风气有关，这正是摆在洪承畴面前的一个极大难题。 2、洪承畴争取士绅及扩大长沙幕府的努力 为了改变湖南地方人心不定、社会上普遍存在的抗拒心理，洪承畴确立了“今日急务，首在收拾人心”[71]的方针，将争取士绅作为收拾人心、改善形势的突破口。“至即解罗帜，礼遗逸，散薮泽之奸，人心顿定。”[72]湖南人心在很大程度上系于士绅的动向，稳定时局的关键就在于能否争取到湖南士绅的合作。因此，洪承畴以极大的耐心，通过走访士绅、平反叛案、招徕入幕、推荐出仕等多种手段，对湖南士绅进行了艰苦细致的争取工作。 顺治十一年春天， 洪承畴到宁乡附近的八角庵走访原明吏部尚书周堪赓。 周堪赓，延安府同知耀冕子，年十九为诸生，天启四年、五年连捷成进士，官至南京户部尚书。李自成攻陷北京时，堪赓在原籍，曾遁沩山僧寺，后改名换姓游历于岭表瓯海间。永历元年(1647年，顺治四年)，与郭都贤同举内阁大学士，未就。顺治九年，李定国到衡州，“堪赓与都贤、陶汝鼐立出见定国，至南岳谒庙而还。”可见周堪赓与陶汝鼐、郭都贤等均为支持南明的明朝遗民。 洪承畴到长沙后，特意打听堪赓的消息，只带着少数随从前往堪赓所在的董家村，不以坚拒为意，殷勤问候，“相持泣坐，促膝语地方疾苦甚悉。”入夜始上马离去。时间是顺治十一年三月，堪赓逝世前的一个月。当时堪赓已经卧病在床，但还是提醒洪氏注意湖南荒粮问题，“时大湖南北郡县叠罹兵燹，白骨青磷，荆棘千里，承畴疏免荒粮百十余万，民庆更生，人谓堪赓之惠云。”[73] 郭都贤，字天门，号顽石、些庵，益阳人，天启二年进士，崇祯十五年巡抚江西，永历时以兵部尚书召。“先是，洪承畴坐事落职，先生奏请起用。”凭借与郭都贤的旧谊，洪承畴“以故旧谒先生于山中，馈以金，不受。奏携其子监军，亦坚辞。”[74]洪氏广泛地利用原来的旧关系，架起了联络士绅的桥梁。 洪氏到达长沙之前发生的一宗叛案，为他争取湖南士绅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陶汝鼐字仲调、燮友，号密庵，宁乡人，拔贡生。与郭都贤齐名，两人“生同里，长同学，出处患难，同时同志”，是“楚南遗献最著”者。[75]顺治十年二月，汝鼐涉及一宗复明大案入狱，“既被逮，罪不测。其长子之典间关奔走，请代父死。郭都贤为营救于经略洪承畴，乃得释。”[76]郭都贤虽然拒绝了洪氏的招徕，但为了营救朋友，不得不出面与洪氏周旋，洪氏就此打开了局面。 实际上，周堪赓、郭都贤都曾参加抗清活动，与陶汝鼐一起到南岳联络过李定国。告密者、原南明长沙府役潘正先囿于所闻，十年二月出首告密时，以陶汝鼐为首的二十多人被捕，周堪赓、郭都贤等却成为漏网之鱼。被捕者关押在长沙府狱，受到严刑逼供，受此案牵连的湖南各地人士多达百余人(或说三百多人)。原湖南偏沅巡抚金廷献对形势变化不够敏感，仍然坚持“不可不重处以靖根诛”[77]的一贯做法，在湖南大肆淫威。洪承畴上任后，秉承清廷战略收缩的意图，一反原任地方官的政策，也改变了清廷过去处理类似复明大案的常态，对此案进行出人意料的处理。 十二年五月，洪承畴公开审理陶汝鼐叛案，“坐幕府前集中士民观听讯”[78]。审讯的结果是全部释放因抗清活动而暴露的湖南士绅，而将告密者潘正先斩首，这在清初处理诸谋反大案中是个特例[79]。洪承畴之所以特别处理陶汝鼐案件，并非是他个人仁慈或一时心血来潮，而是由当时的战略形势决定的。此案发生后，湖南“旧绅多被系，富民悉倾其家。”[80]所涉及的士绅人数众多，影响范围极广，为了缩小打击面，极力争取各方支持力量，洪氏甚至不惜采取特殊手段（如将告密者斩首这样过激的做法），而清廷对此并无异议，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廷战略收缩的力度和后劲。通过这个机会，洪承畴迅速改变了对清军十分不利的微妙形势，取得了稳定局势、争取民心的主动权，这才是此案处理结果的奥妙所在。 洪承畴还以招聘入幕的方式，大张旗鼓对湖广各地的头面士绅进行争取工作。 刘亨，字康侯，湖北江陵人，是洪承畴考进士时的房师（坐师）刘楚先的孙子。洪氏出征湖广，道经江陵，“酹酒楚先墓，辟亨参谋幕府”，刘亨称疾不从，还在房中挂上倪元镇的画像表示自己的志向[81]。 谢四新也是拒绝洪氏聘请的湖广士绅之一，洪氏到达湖广之后，“遣人请谢四新，不至，答诗四首。”内有“还乡大将师南举……姓名原是旧征辽”之句，表明自己“顽民性癖爱丘山”，坚决不与新朝合作的的心迹[82]。谢四新也与洪氏有旧，不肯改变遗民立场，拒绝了洪氏的招徕。 王嗣乾，湖南邵阳人，与兄嗣翰均为南明丙戍(1646年，清顺治三年)举人，明亡不仕，“洪承畴欲招致之，不得。”[83]北路王氏，是邵阳甲族，嗣乾与同郡车以遵、武冈潘应斗、攸县刘友光等人交好[84]，都是宝庆地区著名的遗民代表人物。 车鼎瑛，邵阳人，“车氏固邵阳巨族，当鼎革之际多逃匿深山不出。”唯独鼎瑛例外，应召至洪氏幕府任材官，并“至新化招张圣域兄弟”[85]，因此得到会同教谕的酬报[86]。 车鼎瑛前往招徕的张氏兄弟出于新化大族，与邵阳车氏旗鼓相当。张圣域，字定远，新化人，崇祯八年拔贡，累官衡州教授、衡阳、万安知县。归乡后，与兄圣型结茅严塘，教授生徒以自给，足迹不履城市。入清，“经略洪承畴遣材官车鼎瑛征之不起”[87]。张氏兄弟多人，均隐居不仕。 张圣型，字九畴，少负不羁，博洽能诗，崇祯改元恩贡，仕至连山县令。崇祯三、四年间归隐三江口，闭门课子，二十余年足迹不履城市，著有《江海长啸集》。弟圣垣、圣域、圣陛、圣都能诗善画，圣为崇祯三年武举。[88] 张圣陛，字九仪，明诸生，明末弃儒服，业医，“亦有托而逃也”。圣陛兄弟六人均以文章气节显著，被称为“高士萃于一门”[89] 洪承畴以车氏为媒，招徕张氏兄弟，可见他对湖南的世家大族是十分注意的。车氏称为“白马田车氏”，先世籍江南镇江，元末出仕广西平乐，因世乱留居当地。明永乐年间仕宦相继，景泰年间始迁宝庆，定居邵阳。车承道，万历进士，仕至浙江左参政。大任、大衡、大乘、大聘、大敬等均有功名[90]。“车氏名宿甚多，大任实为之倡”[91]。车大任与张居正曾孙张同敞为好友[92]，车以遵即为大任之子，是湖南著名遗民。大敬之孙车万育亦有名当世，其次女为洪氏推荐出仕的吴李芳子伯夔之妻[93]。 谢如玠，字二酉，为耒阳诸生，慷慨轩昂，具经济才。“以兄如珂殉难崇祀，遂益自砥砺。岁甲午经略洪承畴以币聘，将提请授官，玠以老固辞。”[94]甲午就是顺治十一年。 龙孔然，字简卿，湘乡人，明末诸生，隐居不仕。入清讲学为生，多所造就。“经略洪承畴欲留幕内，力辞归。” [95]所著《拯湘录》、《堕粮逸案》，“皆深切时务”[96]。 洪承畴曾想延揽入幕但没有应召的湖南士绅还有善化李先登[97]、耒阳伍岱[98]等人。 洪氏或亲自走访，或派幕僚出马，以极大的努力游说湖广士绅，结果屡屡碰壁，遭到冷遇，大批人士拒绝入彀。可见，湖广士绅中遗民风气盛及一时，抗拒心理依然严重，这就是抗清武装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也是清朝统治势力难以深入湖南的根本原因。只有淡化、乃至消除湖南士绅的抗拒心理，“收拾人心”才有希望，这也是清军站稳脚跟的前提。所以洪承畴将争取湖南士绅作为稳定局势的突破口，是十分必要的。 推荐出仕，是洪氏争取湖南士绅的又一手段。 吴李芳，字茂孙，茂生，邵阳人。邵阳吴氏于明嘉靖年间从江西丰城迁居南乡，也是宝庆府的世家[99]。崇祯十二年，吴李芳年十六，即中举人。他博洽多闻，通晓时务，在永历朝由监军道积官至左都御史、两广总督。返乡后，摈迹里中。洪承畴荐之出仕，“李芳固辞，而左右劝驾者嬲之不已。”洪氏的争取工作，在吴李芳身上发生了效果。他显然愿意猎取清朝功名，但为了多少摆脱以降清得官的恶名，利用自己在科举上的不足，“请以原名赴礼部试”，经应试数次，最后得中康熙三年进士，“效命兴朝”[100]。 顺治十四年洪承畴又荐举长沙人胡尔恺出仕。胡尔恺，字石江。天启七年举人，崇祯十年进士，授安徽太平府推官。弘光时，马、阮当国，拂衣而归，乡居不仕。洪承畴认为“湖南兵火之后缙绅绝少”，而胡尔恺“恬修醇行，足为湖南风励。”[101]可见洪氏荐之出仕实寓通过争取士绅以稳定湖南人心之意，与前所述平反叛案、招徕入幕等手法同出一辙。平反叛案，是给予生活出路，推荐出仕，是给予政治进阶，招徕入幕，可以说是这两者的结合。洪氏争取湖南士绅，可谓费尽心机，结果自然不会徒劳无功。 实际上，白马田车氏、井头村吴氏、北路王氏、新化张氏等互为姻娅之簪缨世家，对湖南地方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胡尔恺、吴李芳等出仕清廷，陶汝鼐、郭都贤等后来都消极避世，他如王嗣乾、张圣域兄弟、龙孔然、谢如玠等，虽然没有接受洪氏聘请进入幕府，继续隐居当遗民，但只要他们不参加抗清活动，洪承畴的目的基本上已经达到，何况有些原来想当遗民的人分子后来也陆续转变政治立场，走上了在清朝考科举的道路[10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