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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宽阔的疆域使得中央政府的控制难度明显增加，中央极权式微；在马尔萨斯为世界的未来担忧时，中国的人口却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在18世纪末达到三亿之后，继续马不停蹄地增长到1850年前后的四亿多。这既说明了传统体制的成功，刺激了消费与商业世界的生长，也说明它同时带来了资源的明显紧张感，更多的读书人期待获得官职，更多的农民需要耕地，更多的人要吃饭、穿衣。当这些通道没有同步拓展时，矛盾就开始积累了，而无论是太平天国的领导人洪秀全，还是改革者康有为与孙中山，都是在传统的进升之路被封死之后才去寻找新方向的。 在1895年前，帝国的大部分精英对自己的信心似乎仍未彻底崩溃。在一个像李鸿章这样的官员的成长过程中，他会目睹一连串帝国在外来者面前受到的屈辱：1840年-1842年的鸦片战争；1856年-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71年俄国侵占伊犁；1874年日本夺取琉球；1883年-1885年的中法战争——几乎每隔十年战事就会爆发。而帝国的基础在1850年就曾显得脆弱不堪，欧洲的外来者不费多大气力就能够瓦解从沿海港口到北京的清军防线，一些最富洞察力的头脑很快就发现，他们是中华帝国几千年历史上未曾遭遇过的强力；而一支用变形的基督教统一了思想的太平军则占领了最富庶的长江流域，那里是帝国财政与粮食的供给中心。 但接下来却并非是帝国的崩溃，1860年之后的30年是中国社会一个复兴的时期，远非今日我们想当然认为的黑暗岁月。一代新的政治人物已经崛起，在中央他们以恭亲王弈訢与文祥为代表，能用更熟练的技巧处理对外关系；在地方他们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胡林翼为代表，成功地镇压了太平天国等一系列的反叛，他们正直、勤奋、自我克制，重新树立了道德的榜样，他们大力挖掘人才，为官僚系统注入了生机。在外交上，总理衙门的引入让中国在处理对外事务上逐渐专业化，并赢得了某种尊敬；在军事上，更多的现代装备被引入湘军、淮军，包括机枪与克虏伯大炮；在1860年代，随着各路义军的逐个消亡，农业生产逐渐恢复，新开垦的土地带动了新的移民；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开始着手建立现代工业，甚至中国商人在沿海贸易方面也开始赶上外国商人；新思想也开始被引入，更多的翻译作品受到了手握政权的地方改革者的重视；被腐败与战乱所摧毁的地方行政系统重新运行起来，士绅再一次发挥起作用；教授传统儒学的学校大批兴建，继续为帝国提供稳定的思想教育……在面对中国社会的老问题上，改革派们的成效卓著。比如，左宗棠完成了新疆的平叛，让帝国的光芒在西北地区重新闪耀；山东的丁宝祯治理了黄河及大运河的水患，加强了地方团练，改革了盐政；李鸿章则建立了还算现代化的军队，创造了江南制造局。一位驻中国的外交官在1872年写道：“中国正在迅速地成为一个令人生畏的对手；整个官僚阶级都决心恢复中国的国际地位；兵工厂和造船厂的产量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中国建造的军舰不久就将达到欧洲的最高水平……” 自1860年代开始的，被历史学家称为“同治中兴”的改革，在很多方面，就像日本人差不多同时开始的明治维新一样，似乎标志着一个古老文明面对现代挑战的应变。中国和日本同为专制政体，改革同样由精英阶层自上而下地推动，而在才智上，李鸿章一代也绝不逊色于伊滕博文一代。一直到1894年中日正式交战前，这两个国家谁的成功更显著，似乎仍未有定论，一位观察者在1870年代分别了考察了中国与日本之后，很确定地说，中国的前景更值得期待。但这两场变革的显著区别是，当面临挑战时，中国首先选择的是从历史中求诸答案，变革者们最主要的期待是恢复一个他们幻想中的朴实和稳定的农业社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