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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通往上都的驿路有两条，除大都经居庸关者之外，就是从大宁和全宁方向汇聚到新店然后西至上都者[38]。而大兴州所在上都以东二百里潢河上游的位置，正当驿路。常遇春军在大宁或全宁击败也速军后，无论如何也不用南下兴州从山岭中迂回，只要沿着元代驿路西进可以了，正与《实录》等各种史料提到的进攻大兴州吻合。刘佶记战役进程： “六月初五日，也速丞相与贼兵战于全宁，贼首为常遇春……公战不利，退至大帽山。” “十二日，贼陷大宁州。中书右丞脱火赤逆战，败绩。” “十五日，晃火帖木儿王与贼兵战于新开岭，大败。王匹马陷阵，死之。” “十七日，贼陷上都。”[39] 关于晃火帖木儿王败于新开岭之役，从其“王”的身份看，当即明朝史籍中的宗王庆生。按刘佶记载，此战是明军进攻上都路上遭遇的唯一抵抗，于实录记全宁之战后仅大兴州一战吻合[40]。新开岭所在无原始史料可核对，但就此以现代新开岭山脉当之又失之泛泛。明初苏伯衡整理几位参加过洪武二年战役的低级军官履历，写道： “略定锦州，败江文清国公军，下惠州，进击大宁、全宁、辽河，又下，遂从攻上都。” “克景州、蓟州、惠州，战锦川，六月从攻上都。” “克惠州、锦州、大宁、全宁，遂度辽河，败庆僧国王军，进攻上都。” “追也速丞相军于大宁、全宁、锦州、辽河”[41]。 诸军官履历多讹误，如锦州、锦川混杂，时序颠倒。但四人中有三人在全宁之战后提到进攻辽河，并有一例将辽河与“庆僧国王”联系起来，显然，辽河之战就是《实录》的大兴州之战和刘佶所记新开岭之战。诸军官所谓辽河，正如他们对“锦州”等等的夸张说法，很可能是进至全宁地区即辽河上游一带后，沿辽河上游支流落马河西进作战，而以辽河笼统称呼。 明军在全宁之战后七天攻克大宁，三天后即击败晃火帖木儿王，两天后攻克上都。主要由步兵组成的明军，不可能由大宁三天南下滦河中游，更不可能两天穿越五百里山区攻入上都。所以，明军是自全宁经十天左右西进，在离上都不远处击败元军最后抵抗，进入上都。 由《金史》、《元史》的记载与顾祖禹的研究，以及对交通路线状况和当事人对战役进程的原始记载，可知明军攻克的大兴州，在上都以东驿路附近、新开岭北端山隘之中。 总之，洪武二年明军行军路线可以简单归纳为：出松亭关后北上，破锦川，过大宁，进至全宁击败也速，回军攻克大宁[42]，再西向破大兴州入上都[43]。由锦川的位置可知，明军与也速决战前并未东下消灭红罗山之敌，而由大兴州的位置可知，决战后也未迂回南下兴州，所以并不存在行军路线迂远费解的问题。既然明军洪武二年并未进攻金朝末年和明朝中期以后的锦州红罗山，那权衡所记被常遇春袭破、北元以也速驻兵或者皇太子出屯的红罗山，就要到这条路线上去寻找。刘佶记洪武二年战役前事迹： “（1369年）正月初一日……贼兵久不出边，从官渐为室家之计。哈剌公尝太息谓予曰：“亡国之臣岂可与图恢复？吾当与西北诸藩共图此事耳。”佶问何不早为此计，哈剌公曰：“子独不见阿鲁辉王之事乎？”遂唏嘘而起。” “初六日，平章政事李百家奴上疏陈恢复大计，以兵力太弱，请征西北诸藩兵入援。书入，寝不报。” “二十一日，诏也速丞相屯全宁州。拜扩廓帖木儿中书右丞相，欲以内事委之也。扩廓公遣使至行在，始知西北消息。” “二月……十五日，也速丞相率精骑四万抵通州，贼固守不下。诏也速公勿深入。” “三月二日……皇太子请率精骑直搏大都，上不许。”[44] 太子出屯后，北元内部出现新的裂痕。顺帝一心要拉拢正在甘肃积蓄力量的扩廓帖木儿，哈剌章等把希望寄托在漠北部族即“西北诸藩”，却因有阿鲁辉王前车之鉴而不能与顺帝协力。此两派势力占据中央，太子与也速等在外建立基地，无法向西、北方面联系发展，唯一现实的选择就是全宁路地区。全宁路为忠诚可信的弘吉剌部冬季牧地[45]，位于潢河上游故辽草原地带的核心，可经大宁进攻山南，又可向西北退往应昌府。其与上都东西并峙互为依托，最符合权衡所谓与上都互为藩篱的条件。权衡所传“也速驻兵”与刘佶记也速屯全宁州，定有内在联系。而刘佶载洪武二年战役中最关键的全宁之战，与权衡强调的红罗山之战，同样应为一事。即红罗山应在全宁附近。刘佶载洪武二年战后事迹： “九月……初七日，郡王阿怜歹入觐。诏郡王统五投下之众屯于会州。” “二十五日，也速丞相退保红罗山。” 上都陷落后，虽然北元政权退至应昌，明军也返回燕山以南地区，将会州这样近在边外的据点也放弃了。也速的“退保”红罗山，当即从南方地区回到全宁一带基地过冬。洪武三年战役就是在此形势下爆发的。 前引《实录》记载了洪武三年明军主力克应昌，北追庆州而还，归途俘获大量人众。同时进攻的还有两支偏师，分别在应昌西北的三不剌川和上都以西的落马河惨败[46]，东路落败之处正是明军上年击败也速的全宁地区。和田清解释说，从应昌凯旋的明军，在兴州降服了因开平、应昌的覆灭而吓坏了的江文清等，于是得到向导，更向东方进剿红罗山的残余敌人[47]。但是明军既然在东线失败，两处军民怎会因恐惧不战而降呢？关于明军的回军过程，苏伯衡整理金华诸低级军官的履历记道： “五月克上都、应昌、庆州，六月取高州、瑞州，八月师还北平。” “进攻应昌，分兵击花环寨，曹国公命护送江文清士马至北平。” “五月，从击兴和、应昌、庆州、高州，分兵援虹螺山等屯堡，遂及大军，与蛮子太尉战于骆驼山，而以七月还金华。” “从攻应昌，得院判一人，因逐鲁王军黑松林，至庆州古城。还次高州，从赵左丞往松、利，尽谕下诸屯堡。还至全宁，曹国公遣之送元之降臣及宦官之北平。已而复从曹国追沙不丁余丁至三不剌川、野马川而回北平”[48]。 四位军官都参加了应昌之战，其中三还穷追至庆州。第二位将领自应昌进攻花环寨，然后就送江文清至北平，似花环寨即江文清投降之所，而离应昌不远，所谓兴州、中兴，可能就是大兴州之地。南下过程中，第一位经高州、瑞州，第三位经高州、虹螺山，第四位经高州、松（州）、利（州），又回到全宁。松州在大宁西北的丘陵中，利州则在大宁东南大凌河上游[49]。总之，其所在部队系从庆州南下大宁一带，而其“往松、利，尽谕下诸屯堡”定系《实录》载俘获红罗山人众之事。 结合东线落败而元众投降的事迹判断，明军主力穷追至庆州回军，此时已位于黑松林以北地区，为收拾东路败局，遂就近南下穿越黑松林，进攻全宁、大宁地区，逼降残余元众。“赵左丞”定为军中仅次于李文忠的副将军赵庸[50]，可见“往松、利，尽谕下诸屯堡”，是大军威慑下的降服。王弼事状载“其察罕脑儿、红罗、断头等山，举不战自溃”[51]，当约得其实。明军回军是攻击刚击败明东线军的全宁、大宁敌众，而非顺便得获降众。至于而东进锦州一带，当非明军所敢恣意而为者。 苏伯衡另有《李文忠勋德碑》，不见于本人文集，而收于《皇明文衡》。其说被《龙飞纪略》节用[52]，当为明初流传较广的著名文章，所记细节当有据： “追奔不及，还次中兴，禽江国公暨其士马……松州、利州之间隘曰虹螺山，殊险绝，世家贵族率保其上。师过，争脱甲投仗出降。王抚以恩信，散归已降之郡。亲属流落行间者，访问还之”。[53] 对照“往松、利，尽谕下诸屯堡”和“松州、利州之间隘曰虹螺山……”，结合“分兵援虹螺山等屯堡”，可知松州、利州之间的虹螺山，就是《实录》等记杨思祖据守的红罗山。由杨思祖为曾在锦川败于明军的江文清部将，以及朱元璋所谓“红罗山、锦川来的好人”，可知此红罗山当与锦川相去不远，地点大约在全宁以南的某险要之处。明军就是回军攻击的主要路线上，即在大兴州附近降服江文清，又在红罗山降服杨思祖部，而并无偏离大道的锦州、兴州之行。 “松、利之间”当全宁以南的大宁要地，属也速长期盘踞的地区，其在诸将事状履历中的“虹螺山”和在《实录》中的红罗山之名，当即权衡所谓“也速驻兵”、屏藩上都的红罗山，也就是刘佶所记“太子出屯”和“也速丞相退保”的红罗山。权衡所传常遇春克红罗山的事迹，当即明军击败也速于全宁。而诸记载以李文忠攻克上都前曾破红罗山，或因不谙塞北地理，不知两者前后进军路线不同，而以常遇春之传说附会李文忠了。 洪武七年七月，明军进军大宁、全宁地区，最终摧毁了弘吉剌部。其间，“永平卫百户毕胜率兵至红罗山巡逻，获故元同知杨普贤奴。进至八角山，遇田院判引兵接战，胜击斩之”[54]。毕胜仅一百户，巡逻范围必非远离山海关的锦州地区，当为明军在大宁地区的小规模活动，则此时红罗山尚仍指大宁虹螺山。 红罗山或者红螺山、虹螺山等，各名通用，本燕山南北常用地名，如明代中期怀柔以北有要地名红螺山[55]。而金元明时代既异，红罗山所指更不必一地。元明之际在战争中举足轻重的红罗山，既不是金末和明中后期以来锦州以西的红螺山，更不是近于杜撰的上都西南某地，而是位于元上都以东、全宁路以南的要隘大宁虹螺山。锦川、大兴州的位置与后代记载也有类似区别。只有按上述判断并结合军事形势分析，才能勾勒出合理可信的洪武二年明攻克上都行军路线：出松亭关北上破关越城，直趋全宁决战，西入上都，以及明洪武三年应昌回军路线：从庆州南过黑松林攻略全宁大宁地区。何况，考察元明之际的地理，历代志书虽然重要，更可信赖的应是当时人如综采时闻的权衡和身经事变的刘佶所记，尤其是亲历塞外战争的宿将老兵的原始履历。(作者：李新峰 )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