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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衡《庚申外史》载明与北元的战争： “独上都与红罗山未平。庚申帝在上都，红罗山在东南，也速驻兵在焉。上都恃有红罗山为之藩篱，红罗山恃上都为救援，而不设备。常遇春使人觇之，即以大兵锐骑，衔枚具十日粮，昼夜兼行，六月二十二日破红罗山，七月二十七日破上都城。”[1] 权衡谈的是洪武二年明军攻克上都的战役，对红罗山的位置、地位和在战争中的角色均言之凿凿：红罗山在“东南”，是与上都互为依存、由也速丞相驻守的重要据点，明军通过奇袭红罗山而一举攻克上都。权衡隐居在野，不免讹闻，如上引战斗时间即误。但所言形势、战争过程，当系一时流传，定非无据。后人对红罗山位置看法不同，因而对此条记录有不同理解。 任崇岳认为：“红罗山在上都西南，《外史》云其在东南，误”[2]。 西南之说，似来自顾祖禹：“红罗山，明洪武三年，李文忠败元兵于骆驼山，进克红罗山，遂次开平”[3]。而顾祖禹记洪武三年李文忠进攻，很可能根据成书于明中期的《鸿猷录》：“进拔红罗山，至上都”[4]，和更早的《龙飞纪略》：“文忠与庸击破沙不丁等，进拔红罗山，至上都”[5]。众所周知，洪武三年李文忠军是出居庸关，沿元代大都通往东北方上都的驿路进攻的，击破沙不丁就是发生在骆驼山的事情。则顾祖禹认为红罗山位于骆驼山和开平（即元上都）之间，即位于上都西南并屏藩上都，是合理的。 根据明人记洪武三年战役行军路线，不能判元明之际人权衡记洪武二年战役的战场方位为误。《鸿猷录》与《龙飞纪略》都是明历朝《实录》流传民间之前的著作，而《实录》记洪武三年战役大为不同： “左副将军李文忠、左丞赵庸败元太尉蛮子、平章沙不丁、朵儿只八剌等于白海子之骆驼山，遂进次开平……至应昌，遂围其城。明日克之……惟太子爱猷识里达腊与数十骑遁去。文忠亲率精骑追之，至北庆州，不及而还。师过兴州，遇元将江文清等率军民三万六千九百人来降。至红罗山，又降其将杨思祖等一万六千余人。”[6] 《实录》记进程详细，却未提及进攻上都的路上有红罗山和相关战事，而说在回军的路上经过红罗山，还俘获了大量人众。则此红罗山一定不会位于已被明军占领的大都至上都道路上，可知《鸿猷录》和《龙飞纪略》的有关记载是错误的。 但面对《实录》如此直截的记载，顾祖禹为什么坚持认为在上都西南有一个洪武三年发生过战斗的红罗山呢？颇疑其重视《庚申外史》一类关于上都与红罗山互为依托的说法，而认定红罗山位于居庸关外通往上都的大道上。但即使《实录》的史料地位超过《龙飞纪略》和《鸿猷录》之类，会不会《实录》所载和《庚申外史》等所记不是同一红罗山呢？即会不会在上都西南，不是洪武三年，而是上都第一次被攻克的洪武二年前后，的确存在过一个屏蔽上都的红罗山据点呢？ 北元政权据守上都期间，确实倚重所谓红罗山。追随元顺帝北奔的刘佶记道： “（公元1368年——笔者按，下同）十一月……二十四日，皇太子出屯红罗山”[7]。 洪武元年八月顺帝北走上都之际，元军所剩实力最强者可分为两系。扩廓帖木儿刚刚吞并关保、貊高旧部，盘踞山西。也速占据大都以东永平路和燕山以北的大宁路、全宁路地区，东连辽阳行省势力[8]。在至正后期的纷乱政争中，两大系统曾合作反对孛罗帖木儿，彼此无直接冲突。但早在至正二十六年，顺帝父子宿怨已深，太子甚至因扩廓跋扈“致被棰楚” [9]，本人却又无法控驭扩廓，其对外谋求合作者，非也速、辽阳行省势力不可。其实，早在至正二十四年秃坚帖木儿进攻大都时，太子出奔的方向就是古北口外辽阳行省的势力范围“兴、松”一带[10]。太子与顺帝延续到上都的冲突，使两大系统逐步卷入政争。刘佶记录了北奔之初政争的爆发过程： “（1368年）七月……三十日，雨，车驾次鸡鸣山。辽阳行省左丞相也先不花奏至，请入觐，诏止之。” “八月……初二日……辽东参政赛因帖木儿率五千骑入觐，军容甚整，帝慰劳良久始已。” “初七日，左丞相失烈门卒。以辽阳行省左丞相也速不花为中书左丞相，以纳哈出为辽阳行省左丞相。” “十五日，车驾至上都……辽阳行省左丞相也速公献币二万匹、粮五千石至，始有自存之势矣。” “十七日，加纳哈出太尉……当时颇有议省行与枢臣龃龉者。时事至此，犹有朋党之见存。唏矣！” “二十四日，上都行枢密院副使乃蛮台入觐……以上都焚毁，置行枢密院于察罕脑儿，乃蛮公以上都留守改行枢密院副使，率万众追红贼余党，次第略平。至是，自军中入觐，上留其军为宿卫焉。”[11] 北奔之初，来自辽东的五千骑兵，无疑是造成也先不花和纳哈出升官的直接原因，而“辽阳行省左丞相”也速贡献钱粮，方使政权“自存”，显然，也速和辽阳行省的势力把持了政局。刘佶所谓“省行”当指代表“中书左丞相”的“辽东派”，“枢臣”应以刘佶跟从的知枢密院事哈剌章为代表。哈剌章曾参与诛杀孛罗帖木儿，跟随顺帝北奔，始终忠于北元皇室[12]。而顺帝对辽东势力的膨胀极为忌惮，早在北奔途中就拒绝了也先不花的入觐要求，对最早来投的“军容甚整”的辽阳骑兵仅仅“慰劳良久”，对来自草原的红军手下败将却留为宿卫，态度迥异。显然，政争是在代表跟随顺帝北奔官僚的哈剌章一派与结交太子、实力强盛的辽东官员一派之间展开的。 此后来自南方的压力使形势突变。刘佶记道： “八月……二十六日，贼将薛显出古北口。古北口守将佥知枢密院事张益奔行在。” “九月初六日，哈剌公过予，言从臣闻贼出居庸关，意颇惶惶，有劝上北幸和林者，上迟疑不决。既而闻贼兵不出，事乃已。” “十一日，上召见群臣，询恢复之计。” “十月二十五日，封扩廓帖木儿为齐王，赐金印。” “十一月初一日，封也速为梁王，加太保。” “十二月初八日，始闻扩廓帖木儿败于保安之信。”[13] 十一月底，太子“出屯红罗山”，在闻扩廓败报之前。八月底古北口失守，上都东南方向受到威胁。后明军主力进攻山西，放弃出居庸关自大同攻太原的北路，沿太行山南下真定西入山西，扩廓帖木儿反而欲沿北路进袭大都。可见明军不出居庸关，使北元在有扩廓势力掩护的上都西南方向高枕无忧。皇太子出屯红罗山，既然在闻知扩廓败报之前，必然不是对付西南方向的威胁。观顺帝纳心腹宿卫以对抗辽东势力后，似羽翼逐渐丰满，居然要“询恢复之计”，并封扩廓、也速为王，拉拢扩廓以对抗太子——辽东势力的目的十分明显。而太子之出屯，或以借屏藩上都为名而欲独立于顺帝之举，最可能去向关系密切的东南方向也速势力范围——权衡说红罗山“也速驻兵在焉”即为明证——而不可能接近扩廓势力范围。 由北元政权内部的政局，以及当时上都东南、西南的军事形势判断，太子所出屯的红罗山必然不在上都西南而在东南，并不存在一个上都西南的红罗山据点。顾祖禹重视红罗山与上都的依存关系，但忽视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从而采用明显不可信的史料。 和田清认为，权衡所传“也速驻兵”的红罗山，就是锦州一带的红螺山[14]，与“东南”之说合。 红罗山之名常见于金末，如木华黎从大宁方向进攻锦州张致，“进逼红罗山，主将杜秀降，奏为锦州节度使”[15]，又如“石抹孛迭儿……与北京都元帅吾也兒，分领锦州红罗山北京东路汉军二万”[16]，可证其为锦州地区的屯守要地。明代中期记载锦州以西的群山，如《大明一统志》：“弘螺山，在广宁中屯卫西六十里，一名虹螺。大小二山，绵亘东西百余里”[17]，又《辽东志》：“锦州……虹螺山，城西六十里”[18]，名称不同而实皆一地。而上引金末杜秀又称“红罗山寨主”[19]，同时利州、锦州一带有红螺寨[20]，明中期虹螺山之阳有虹螺县旧址[21]。凡此均证明：常见于金末的红罗山，就是明代中期的红螺山、虹螺山乃至弘螺山等等，名异实同，为锦州以西屯守要地。如此，元末北元屯兵的红罗山似乎非此莫属了。 但权衡所传上都与红罗山的屏障、救援关系，结合刘佶“太子出屯红罗山”的记载看，定非虚言。锦州红罗山与上都相距千里，中间山河阻隔，无法互相救援，更远离上都与大都之间道路，对可能进攻上都的明军连威胁都谈不上，更不必说屏藩上都。难以想象太子或者也速会以此为基地对抗明军。 洪武二年四月，朱元璋写信恐吓元顺帝，却又贻书辽东纳哈出，说“兹因使通元君，道经营垒，望令人送达”[22]。当时海路未通，明使必由陆路赴辽东。既然信使或信件需从辽东转交北元，说明北元势力并未扼守赴辽东的陆路咽喉锦州地区，即太子、也速等未赴驻锦州红罗山。 《实录》记载明军洪武二年进攻上都： “遇春、文忠率步卒八万、骑士一万，自北平往取开平。道三河，经鹿儿岭，过惠州，败故元将江文清兵于锦川，得士马以千计。次全宁，故元丞相也速复以兵迎战，又败之，也速遁去。进攻大兴州……大破之，擒其丞相脱火赤。遂率兵道新开岭，进攻开平”[23]。 和田清对此有详尽考证：据明中期《辽东志》，锦川是小凌河支流，地点在锦州附近，即和红罗山为同一军事目标。据《大清一统志》，大兴州位于古北口外滦河上。因此，明军是沿着古北口到上都的大道，越过新开岭进攻上都。至于此前的战斗，由于要解释为从东部的红罗山回军，北上长驱打败全宁也速军，又回头南下从古北口外转向上都，颇属费解。所以应该依照时人宋濂、董伦为常遇春、李文忠撰写的《神道碑》，改全宁作大宁。这样，明军路线为长驱东进，然后一路回师攻入上都[24]。 《实录》错误虽多，但神道碑铭记载若非十分具体，也不见得更准确。两者来源或出官方战报，或出家传，而碑铭作者对塞外地理可能并不了然。所以，各地名位置需要结合政治、军事形势判断。 关于锦川，明代志书或如和田清判断记为河名[25]，或记为地名如“锦州（又名）锦川，城西有锦水，故名”[26]，而均不出锦州以西河流范畴。但作为《元史》不载而明初方常见的地名，其在明初原始史料中另有所指。朱元璋于洪武三年战役结束后写信给李文忠： “但是红罗山、锦川来的好人，敢并枪的，便与马骑了，支米两石”[27]。 这正是指上引李文忠回军过程中俘获的江文清、杨思祖所部。文中提及杨思祖来自红罗山，江文清是主动到兴州投降的，而这里提到的锦川正与洪武二年明军在锦川击败江文清部吻合。则体其文意，锦川在此与红罗山并列为降军屯守地点，与洪武二年的战场名似皆指地名而非河流名。 《实录》载洪武六年、七年间事： 洪武六年（1373年）七月，“燕山卫指挥朱杲奏：“近领兵以山后宜兴、锦川等处搜获故元溃散军民九百余户”[28]。 洪武七年（1374年）二月，“燕山卫指挥朱杲于大宁锦川县获故元达鲁花赤王歹都等三十余人及其部民三千余口送至京师”[29]。 洪武七年九月，“燕山都卫指挥使朱杲……率师出古北口防秋，猝遇胡寇，皆力战以死”[30]。 三千余口与九百余户吻合，显系同部人众。宜兴是元代由大宁路划归以西上都路的兴州辖县[31]，锦川与之并列，又称大宁锦川县，则此时锦川为地名无疑。时明军尚未控制燕山以北地区，其地名当非明朝定制。而元代或以州统县，或以路府直领，元末大宁路曾即领锦州等九州和大定等七县[32]。则大宁锦川县之谓，证此锦川非锦州，且不属锦州而直属以西的大宁。从后来朱杲败没于古北口外可以推测，其洪武六年从北平西北出古北口防秋，时当洪武五年（1372年）北元在漠北击败明军不久，明军防秋至多在燕山北麓近处巡逻，最可能出古北口过宜兴而东，南入松亭关。综观锦川与宜兴、大宁的关系，可知明初的锦川当指宜兴以东、大宁以南的某处要地。 洪武二年明军的战略目标是西北方的上都，而出战直接原因是：当年春天也速南攻通州威胁北平，并将再次南下，故朱元璋只好火速从西北战场抽调重兵“还北平，征迤北余寇” [33]。明军出松亭关，就是为攻击据守大宁或全宁一带的也速军。《实录》所载明军路线首先至锦川，若锦川真在锦州一带，则明军纵为清除侧翼而东下，也断不可能东下海滨，而置近在咫尺的大宁方向主要威胁于不顾。再说，大宁之战发生在全宁之战后，当时明军是击败江文清后跳过大宁直取全宁的，连大宁都不惧怕的明军，当然不会去攻击远在数百里外的锦州之敌。所以，锦川不可能离松亭关到大宁全宁之间的大道很远。 综上所述，明军击败江文清的锦川，并非明代志书中提及的锦州或者小凌河支流，而是远在锦州以西、大宁以南的某个据点。明军出松亭关后首战即在锦川遭遇江文清，地点可能就在大凌河上游一带，而此地大体位于大宁通往东、南方向的岔口，元末若筑城寨屯守自属正常。锦川后被明军呼为大宁锦川县，殆以其地处大宁附近、并在流向锦州的河流上游有关，而与锦州红罗山无关。《北巡私记》不记锦川之战，也说明其无关大局，断不会是太子曾经出屯的红罗山被攻克。 关于大兴州，元代亦不见记载，一般以明代大、小兴州即元兴州、宜兴。但顾祖禹认为，前身为辽北安州的兴州城在开平故卫东二百里，并引《山水记》：“大兴州，直隶密云县曹家砦东北，距古北口可三日程”；而小兴州为兴安城，在（大兴）州西南；宜兴城在兴州西[34]。 顾祖禹所谓“兴州城”即大兴州在开平（即上都）以东二百里，距古北口三日程，而历代志书所指元代滦河沿岸的兴州距古北口最多一日程而已，并在上都东南偏南五百里左右，则两者绝非一地。《元史》载兴州领兴安、宜兴二县[35]，后代多以兴安即兴州地，但兴安未注明倚郭，按《元史》体例，似兴州另在二县之外某地。《金史》载兴州领兴化县、宜兴县，并以兴化为倚郭，而在大定年间以前与庆州、泰州同属临潢府路[36]。按兴州乃后代志书所谓兴安、宜兴等地计，临潢府与庆州、泰州皆地处北疆，兴州反在临潢府路以南的北京路西南，殊不可解。意顾祖禹所记大兴州，当本金朝兴州故地，在潢河上游地区，后或人众南迁侨置，遂以滦河沿岸兴化（兴安）、宜兴为地。至元朝或故城仍存，甚至名兴州而南领金朝兴化宜兴故地。明初大兴州之地，亦应即此，与称兴州或小兴州的兴安或宜兴相区别。总之，元末明初的兴州在偏南的滦河沿岸，而大兴州当在北方潢河、落马河上游一带，与后来明清时期著名的大小兴州分布格局不同[3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