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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在京师常驻重兵，称京营，是明军的核心成分。在正统十四年（1449）的土木之变中，不堪一击的京营遭到毁灭性打击，明朝随后在京营的三大营之上设立了兵将相识、练战一体的十团营。关于此后的京营，史籍中有详尽而系统的记载，但对此前京营的形成与体制演变，史料记载却充满了混乱和矛盾。京营有没有一个明确的形成标志或者成立时间？京营的三大营体制是由何而来的？三大营的主要职能是作战还是训练？澄清以上问题，有助于理解明代制度在祖制和时势双重作用下的变迁历程和独特形态。 一、京营的成立：永乐二十二年到宣德元年 明初并无京营。按洪武时期的卫所制“兵将分离”的构想，军士们在各自卫所屯田操练，战时命将出征，战后散归卫所。不过，演练步骑兵战阵、学习火器操作等复杂任务，是百户所、千户所乃至卫、都司等分支机构难以独立承担的，军士平时散居各地卫所，也无法应付随时可能爆发的战争。早在洪武时期，北部边防前线通常派勋臣镇守各地，到永乐时期逐步形成镇守总兵官驻守各边镇的形势，总兵官算是长期“命将出征”，统领着处于临战状态的边兵，所谓“兵将分离”、“散归卫所”，停留在条文层面。永乐迁都北京后，首都兼为边防重镇，需要组建一支最强大的驻京常备军，京营便逐渐成为明朝军队的核心成分。 京师本来就设有大量卫所，军士们平时必然操练，以备战时组成大军，能不能算是京营呢？明朝史籍提到京营，注重其训练职能，如正德《大明会典》载：“国朝京营之制，主训练在京官军……国初立大小教场，以练五军将士。”[1]明人遂将京营溯源到洪武时期，如陆容说：“京营之制，国初止有五军营”[2]，郑晓说：“京营操练之法，洪武时止为五军营，分大、小教场与城外、城内操练。”[3]万历《明会典》更强调说：“国初设京营，隶大元帅府。后改五军都督府，以训练在京官军。”[4]到清修《明史》介绍京营源起，更详细记载道：“初，太祖建统军元帅府，统诸路武勇，寻改大都督府。……京城内外置大小二场，分教四十八卫卒。”[5] 以上记载中，“教场”和“五军”是确定京营渊源的关键，却经不起推敲。洪武时期的大、小教场，到建文时期仍然存在 [6]。洪武时期军队内部以卫所为编制单位，直到建文时期，提到京军如“命魏国公徐辉祖领京卫军援山东……遣京卫官军防江”[7]，这与后代“营”的编制有本质区别。所以，洪武时期的教场是各卫所的公共训练场地，并非意味着建立一支处于临战状态的常备军。陆容和郑晓将“五军”和三大营之一的“五军营”联系起来。《明太祖实录》和其他洪武时期史料中从未出现“五军营”之名，“五军”应如陈仁锡所说 [8]，指洪武时期常见的“五军十卫”、“五军十二卫”之五军都督府。万历《明会典》和《明史》虽未误解“五军”，却进一步将京营溯源到元末红军时期的体制。“大元帅府”和“统军元帅府”，当指至正十五年（1355）朱元璋任“大元帅”的“太平兴国翼元帅府”[9]，当时朱元璋连全军统帅还没做成，谈何京营？总之，作为超越“祖制”构想的产物，京营必与洪武、建文时期无关。 明人多将三大营的出现作为京营成立的标志，但记载各不相同：正德《大明会典》和《今言》记在永乐初，《菽园杂记》记在永乐中，万历《明会典》记在永乐迁都后即永乐后期，《明史》则记在永乐末年“置”，要之或记其最初出现，或记其最终定制，但均未区别作战中的三大营和驻京训练的三大营。三大营之名虽早在永乐时期的朱棣亲征军中已出现，甚至成为定制，却不一定就是常驻京师的军队编制和训练体制，只有在平时驻扎京师、集中训练的军队，才能称为京营。王世贞在钞录《会典》各营建制的内容时，系于“既归京师”，[10]即滞留塞外的北征大军于永乐二十二年（1424）秋回到北京之后，暗示从此三大营常驻京师训练。而罗丽馨则区别了战时与平时体制，排除了以靖难五军、北巡五军、北征哨掖等为京营标志，认为三大营体制源于永乐七年，永乐十二年后未被解散，故至迁都后京营正式成立 [11]。罗氏对京营概念的界定超越了前人，但对成立时间的考证尚容讨论。 靖难结束后，明太宗将最亲信的军队留在南京，而以大部分北平、大宁卫所回驻北京，部下三分、五军体制当已撤销。永乐六年（1408年），明太宗调集内外马步军八万人北巡北京，全军分驾前军和五军。次年“敕行在五军训励将士，修治戎器。”[12]当时北京的军事机构仅设留守行后军都督府，则行在五军当指上述五军，即巡狩大军的编制未曾撤销，南京和各省调来的军士留在北京，在平时就已经处于“出征”状态了。 次年，丘福率领的明军在漠北全军覆没，明太宗决意亲征，又抽调各直省军共八万五千人赴京从征 [13]。永乐八年（1410）的出征军中督率左右哨、掖的总兵官，就是率外地军赶赴北京的各地镇守总兵官，所以左右哨、掖基本上应由外地军组成。北征结束后，各位将领又回任各地总兵官，时任辽东都指挥佥事的牛某也是“扈驾肃清沙漠，戍而还。”[14]据此，至少边镇军队已经回到各地，五军各哨掖至此已经撤销了 [15]。 陈懋长期担任宁夏总兵官，第一次北征统左掖，“十一年冬还镇。十二年春，上复亲征，公仍将左军……明年还镇……二十年春，上复北征，公率所部兵以从。还京。”[16]某南方都指挥“永乐九年春……守福建之行都司。皇上驻跸北京，先后凡两率师肃清沙漠。公皆承命为中军神机将军……去秋皇上复欲北巡边境，绥靖远人。公再至京师操习以俟。今年夏，命还守建宁。” [17]到准备第三次北征时，又选各地兵共约六万三千人赴京。可以推测，第二次北征结束后，外地军队也是解散还乡的，所以第三次北征需要再度调兵将入京。 上述都指挥在第三次北征后仍还乡，但陈懋则仅“还京”，南方军官也有留京者 [18]。次年（1423）第四次北征，外地从征者仅大同总兵官李谦一枝军队，再次年（1424）第五次北征则没有调发外地军进京之事。可以推定，前两次北征后外地军还卫，至少三大营中的五军营撤销了，而后三次北征连年发动，绝大部分外地军未曾遣返，在京师保持着出征时的五军营编制，这与永乐十八年（1420）的迁都没有必然联系。 外地军所在的五军营虽然迭有存废，那亲征中直属皇帝的三千营是不是常设呢？《菽园杂记》载三千营来自“龙旗宝纛下三千小达子”，令人联想到由蒙古骑兵组成的常设精锐部队。其实明军中更多采取蒙汉相杂的体制，如“吴允诚之子吴答兰……愿率精骑巡逻漠北……选其所部壮勇者，与汉军相兼。”[19]又如“说与游击将军都督朱荣……内官王安、春山等：即选拨汉军二十名，达军十五名……春山处亦拨达军二十名”[20]，而且这些蒙古军属于哨马营，而非随驾的三千营。相反，“东宁卫指挥使裴牙失帖木儿……女直人，善骑射。上选其三百人扈从。”[21]第二次北征前，“右军都督同知薛斌言：都督吴成等，于斌所领随驾三千马队官军内，多选旧鞑靼人隶其麾下，致原任多缺。上命于在京及直隶扬州、高邮、泗州诸卫并浙江各都司选精壮者补之。”[22]吴成仅一普通将领，能够从随驾军中随意调人，而朱棣也不加禁止，说明随驾三千马队并无人员出身限制，而且编制松散。宣宗登极之初，“庄浪卫土官指挥同知鲁夫加所部土军、土民二百六十人，旧隶随驾三千之数。今从征安定还，请仍令鲁夫加管领训练，遇有边警，易于调用。”[23]这些蒙古军虽属三千马队，但不过是来自西方的“土达”，而且征调到外地。可见，来自“随驾三千马队”的三千营并非由“三千”蒙古军组成，而是在战前临时编组的、由各方精锐组成的驾前军，平时纵保留名义，也无严格的训练体制。 从朱棣北巡开始，“北巡军”在北京保留了两年。前两次北征后，亲征军解散还卫，连驾前精锐部队也未保留。永乐后期驻京大军再未解散，与其说是因为迁都北京，不如说是因最后三次北征在三年中连续发动，军队常驻北京，来不及解散还卫。此后明太宗在塞外暴卒，仁宗宣宗仓促登极，而三次北征未获战果，鞑靼威胁仍存，政治、军事呈现微妙、紧张之势。这时，将塞外回还的大军驻扎京师，是新政权十分自然的选择，而不久前的常驻“故事”恰好提供了沿袭旧制的借口。《明太宗实录》中若非战时，绝无三大营各营之名，而永乐以后的《实录》中各营之名层出不穷，显然各营由战时方设变为常设。宣德元年（1426），“调河南、山东、大宁都司、中都留守司、直隶淮阳等卫及宣府军士至京操备。令每岁轮班往来，原额春秋两班官军一十六万员名。”[24]八万外地军，恰与第三次北征征调的八万五千名外地军数额相当，显然是将原额亲征军常驻北京的制度化措施，可以视为明代京营的正式成立标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