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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工程（1887－1890） （1）国人自营时期（1882－1886） 第二期最主要的工程便是船池与船坞的修建，这两件工程实际上自光绪八年十月袁保龄到旅之后即已着手经营。不过，由于种种错综复杂的原因，以及若干工程及技术方面的同题不能解决，一直迟迟未能顺利进行。最后始不得不借助于西方的先进经验与技术。初延德国工程师善威（Mr．$anmwer）帮办，继将全部工程交由一家法国的辛迪加（按即联合企业组织The French Syndicate）包办，力得于光绪十六年完成。  旅顺港施工图 旅顺口内计有东西两澳，自新修大坝以东，南尽黄金山麓，北接天后宫前，东逾老水师营废船坞为东澳。长约四百公尺，宽约二百七十公尺，水深三十六至四十二公尺。自白玉山前延西绕折而南直抵鸡冠山北者为西澳，其面积较诸东澳约宽三倍。惟水位较浅，最多不过三十公尺，无法容纳大型军舰。保龄至旅以后，周览形势，深感西澳宽广，中间又有鸡心滩，工作甚为繁巨。东澳水势虽深，然而面积较小，于是着力。于是乃决定先从东澳着手，开为船池船坞，俾北洋兵舰可以停泊修理。计划既定，于是工作亦即开展： （一）验土性：东澳开作船坞必以掘土见底，为全题命脉所系。尽以二丈五尺以下为沙、为石、为水，无从测度，如遇地泉及随时雷雨积水，惟有吸水机方可施工。但如有流沙蛰陷，或巨石层叠，则虽费重工多亦为无从着手。故必须先验土性，而后始可开挖。经委员黄建藩及洋员汉那根插试多次，发现深者一丈二尺，浅者八九尺以下，概为全石。作为坞基，不仅省费且亦坚实。于是乃于九年四月正式动工。 （二）备工具：开挖船澳必须先将积水吸出，工程始有法进行。故特命人分别在上海及德国等地购买大型吸水机器，以备工需。 （三）招夫工：计由内地所募豫皖冀鲁等工二千五百余人，辽东等地之本地夫三千余人，合约五、六千人。（工资以工方针算，每方一六OO文，约合湘平银五钱之谱） （四）筑捻坝：为防山水下流，特于东南北三面挑筑拦水坝敷道，并于东南对面沟一带开漕引河一条，借使山水引流入海，而免向澳中汇注。 （五）定大小：关于船澳的大小同题，曾经一度发生争议。保龄等初拟工程费为三十四万八千两之多，俟以北洋无巨款可筹，经费拮据。鸿章乃饬刘含芳及袁保龄等再议，将“如何节缩收小变通办法”，通盘筹议具覆。于是刘含芳乃提出一个“九十丈方池”之说，主强将澳身缩小，改为九十丈宽，九十丈长，可容两铁舰之回旋，则节省在十万以外。袁保龄也力赞其议。惟海军方面却坚持异议，认为面积过小，尤其是英籍海军总查琅威理（W．M．Lang）反对尤烈。虽然“反复译问”，琅氏依旧“不甚谓然”。经过数度磋商，最后琅氏方才勉强同意。惟经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建议，宽度不变长度却增加三十丈。观保龄致津海关道周馥一函所言，即知彼等意见歧异之所在：坝澳全单三十四万，不独传相踌躇，即龄亦何当不踌躇?踌躇一月而后发动，至于今尚踌躇未已也。总之，北洋财力止有此数，况此单以外，工作尚多且广?又岂可不谋定后动!两日筹思，别无良策，……惟有香兄所示九十方池之说，深得我心之所同然。昨日与琅威理、丁雨亭会商，琅将开口便说须将南北两山脚为限，可谓大言炎炎，亦是西人常态。反复辩论，渐觉点头。雨亭则谓九十丈宽，一百二十丈长必可敷用。平情而论，琅威理之说自然较有远见。盖以国防建设乃为百年之大计，决不能为节省区区小费而纯为一时着想。但保龄也有他的难处，他以为“通筹全局，以财力盈缩为断”。旅顺工程“在踏实不在宏涸”，“果如鄙言，百余万亦可粗成一格，三年或可有成。”他也知道节费省工决难完全无弊。可是他却辩称：“际此事艰帑绌，又岂能如西人所修船澳，动以数千百万为言?”由是观之，保龄之举实有其不得已的苦衷，决非目光短浅者可比。  旅顺船坞施工图 （六）船坞位置的选定：关于船坞的位置，按照袁保龄的原来计划，本在新筑大坝之东二六O丈处之水师营旧坞。俟以用费太多，鸿章乃于光绪八年十二月饬令津海关道周馥改估，并会同美国水师官某定议移建船坞处于水师营旧官厅之东两山之凹，视老水师营废船坞西移数十丈。将澳工缩短为九十丈方池，以供铁舰回旋停泊之地。其北则为船坞可以修理，其西则为船路（宽五十丈，长九十丈），共计改估澳工须银二十五万四千余两，视原估省土八万三千余方，省费不及七万。可是这次的修改计划并未成为定局。后经英人琅威理的勘查，亦未成为决策。光绪十一年德国副将哲宁又曾在其“保守旅顺海防条陈”之内，提出了一项新的建议，主张在白玉山後后造船厂。其地宽敞平坦，四面均有高山围护，的确较诸琅威理等所定澳坞地势为佳。惟以所费不止三倍，巨款无着，自然无法照办。最后始决定仍就澳工南北，考求山外抛物险所不及之处，择地先行修建船坞一座，以期铁舰来华有所归宿。 值得注意的是船池与船坞的工程虽然大力准备，可是它的进行却很不顺利。  旅顺港大船坞 （一）因拦潮大坝不固，时常蛰陷漏水，直至光绪九年十月的 危机高潮过去之后；才算化险为夷。然为长久之计，尚必须于其东筑石备坝一条，方可保其无处。 （二）因中法战争时期，海防紧迫。为了加 强旅顺的防卫，保龄乃决定“急炮台而后船坞”，并且获得李鸿章的首肯。” （三）因船澳除北面近底二三尺稍见黄土外，其余澳东，澳南各处几乎全系黑色稀淤。虽然挑成六收大坦坡，依然常有软泥塌陷。故就全局形势而霄，若不修石岸，任其自然，一则收坡太坦，船难靠岸，工作俱多不便。一则潮汐冲刷，坦坡必坍，数年后不免于浅。起初拟将船池四面石岸工程全用条石块石分层间做法，收坡一分，内外取其陡直，便于靠船。船路两旁拟用块石大坦坡做法，取其易杀湖势， 兼减稀土膨胀之力。凡根脚皆难用塞门德土（水泥）作托，其最稀软之澳南六七丈则添用松竿下椿。可是实际情形却并不若保龄等设想的那么简单。尽以旅顺东澳本系大海潮汐灌注之区，蛎壳稀淤，层遁间积，本色黄土不过百之一二。每遇阴雨之际，澳内稀淤日益外增，黄土虽有三丈，难敌数十丈稀于之力。因之已砌泊岸，经常随着坍土下卸，欹侧倾斜，石工尽坏，旷日靡帑，伤尽腼筋。最后不得已乃由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G．Detring)推蔗德国工程师善威，（Mr．Samwer）赴旅作为工程局的帮办，希望能解决此一工程上的难题。可是善威非但未能解决旧的同题，反而制造了许多新的问题，实非意料之所及。 善威至旅以后所发生的重要同题：（一）是船坞的用砖或用石的争议。善威疑仿德国最大军港溪耳(Seaport Kiel)船坞的做法，一律用砖作面。中国方面颇表反对，（1）以就常识而论，石多较砖坚固，用砖当然不如用石。不懂中国人有此看法，即英、法等国的专家也无不有相同的意见。（2）认为德国出石较少，故石贵而砖省，而中国方面则与德国相反，不可一概而论。（3）以从前关平方面曾仿西德窑式，但因地质土性不同，成砖并不坚固，新盘(旅顺地名)窑式果能成砖与否， 尚难确定。百方争论，善威却仍坚持如故。保龄虽感其人“食古不化”，惟以彼既身为旅顺工程局帮办，一切船澳船坞工程均由其设计主持，华人仅负土方之工，对于他的意见也不能不多予考虑。一面报告鸿章，请求电托中国驻德公使馆打听溪耳港用砖情形，并将有关溪耳 建港资料译成中文以备参考。一面于新盘设立大小窑厂两座，并将关平所出的缸砖与善威所烧的泥砖(洋砖)比较。因之宕延了很久的时间不能解决。 二是工程费的问题。根据善威的初步估计，旅顺澳坞泊岸闸坝厂库各工费用为一百三十万两。后经鸿章节令保龄等人切实考究，渐次骄减，至十一年十二月间，善威始允减至一百廿五万五千二百两。保龄以为“大抵西人性情，工程必求极稳，器物必求极精，欧洲各国彼此争胜，久成风俗。……尽其习尚使然，非必有因以为利之心也”。可是“旅顺工大费矩事难，稽之成法，无可比例。固不敢专效西人一味铺张，亦不敢遇事拘泥，终鲜成效。计惟有宽筹慎用，步步稳进之一法，或可无大蹉跌”。 三是完工日期的问题，自光绪十二年二月间，鸿章即曾面饬保龄，向善威考询明确，万不准迟误三年告成之限。保龄奉论之后，遂即照饬善威，以何时应做何工?何日可以告成?并命彼通盘筹计逐项开具清单，以凭核明转禀。可是善威却一再藉故推托，直至是年六月间尚沓无下文。虽经保龄屡次派员催促，并条开函问，但均若投石于海。因之遂使保龄封于善威的能力不能不加以置疑。早在光绪十一年四月间，他即看出“善威为人心细气 平，好学深思，于工程读书颇有考较。然于此等澳坞巨工，亦未之经办”。且其“所拟各法大抵得自成书，乃以凭揣之词。且统计各工，估费无论何项做法，总在百万元以外。即使请定专款，亦未可轻率举办。”及光绪十二年七月他更进一步地向鸿章报告，指出：“善威之为人，才具太短，极琐碎细事亦复不了，更无论大者远者。即如船坞全工之图，估时近一年，严催婉促，终未交呈。近与商定购买机器合同、顾畏极多，言语反复无定，多不能自全其说。微窥其际，于机器甚属外行，故欲随事向各厂耍圃以自掩。……其才止可参酌谋议，万不能猖立任此矩工。”这种意见不仅保龄一人怀有，即津海关道周馥也有同样的观感，“颇疑善（威）一人未能了”。 四是订购机器的纠纷，善威来华以后，以为旅顺船坞各工需用机器甚多。于是乃于光绪十一年十月要求亲赴外洋带银采购。但当保龄以此事与其蔗主德 璀琳（G．Detring）筹议时，德璀琳却不同意。他认为“派人往购不如专托洋行”。接着他并推蔗上海英国怡和洋行（Messrs Jardine Matheson&．Co．）行商宓克（A．Michie）承揽。十一月间怡和行，方面由宓克貌赴天津嵩僵，一方面特派代表满德（Mr．H．Mendi）到旅接洽。然后由于双方的意见发生很大的距离，往返交涉，颇费时日。次年(光绪十二年)六月，中国又曾请上海耶松英商尉霞赴旅，将所用机器核实勘估。而法国银行也早于是年三月同派遣监工特温内（按即德威尼Mr．Thevenet）吉沙尔（Mr.Guichard）前往津旅活动。于是德、英、法三国人士之间遂为包揽旅工问题，展开了激烈的竞争。最后终以袁保龄及周馥对于德璀琳及善威的不满，乃于光绪十二年九月间采取联合行动。“竭二十余尽夜之力、视旧稿省帑十七万。”始将旅顺船坞工程从德人手中收回，交由法人包办。然保龄亦因此中风病例，并于光绪十五年七月去世，时年四十八岁。保龄致病的原因固由旅工的长期劳顿，但与德璀琳的横加干扰亦有很大的关系。在他病后曾致害于人谈及此事云：“税务司德璀琳者，性最贪狡，百计干预。旅役蔗德人善威为监工，两年无尺寸效，优以华官掣肘为辞，荧惑长官之听。保龄再三争之不可得，无日不呕气，此病根所由来也。”其所遭遇的困难与烦恼可以想见。至于其对旅工的贡献则有口皆碑，决不容否认。李鸿章于其请 片内云：“旅顺口工程防务，该员出力最多，其功实未可泯。”实可谓为持平之论。 （2）法人包办时期（1887－1890） 中法旅工合同于光绪十二年九月廿二日(一八八六、一一、七)在天津签字。中国方面的代表为津海关道周馥（因袁保龄此时瘫痪巳无法出席），法国的代表为法国辛迪加（French Syndicate）的总工程师德威尼（M．Thevenet）。接着周氏并于廿四日偕同德威尼等乘坐利源轮前往旅顺办理移交，而德国工程师善威（Mr.Samwer）等也于不久之后辞退。至此，袁保龄所经办的工程才算告一段落。中法战争虽于一年之前结束，但越南的通商及划界问题并未完全解决。此时中国竟然将其巨大的国防要工从一向对之友好的德国人之手收回，而交予不久以前尚为其敌国的法人办理，因之颇有人暗中怀疑，认为在中法之同可能舍有某种政治协议，其实并无其事。由上所迹，可知最初中国对于船坞工程完全信赖善威。诚如袁保龄所说：“旅顺工巨费繁，一切做法悉由洋人善威拟议。”惟以购料的纠纷，用砖用石的问题，一直议论未决。而善威对于完工的期限又迟迟不愿答复，再加以德璀琳的从中干扰，遂使袁保龄不得不采取行动，前往天津求助于周馥。经周、袁二人说服鸿章后，方由周馥召集洋商举行投标。结果，有的投标一百三十一万，但是没有担保；有的愿意承担此项工程，却不愿提出工程费的总数，以及完工的日期，同时也不愿在完工以后予以担保。只有法国公司不仅开价最低，而且愿意担保，可见其得标并非偶然。 至于中法旅顺工程合同，其原文今已无法看到。惟据鸿章的奏报，则知其内容包含以下数点： （一）工程范围，计有（1）大石坞一座，（2）修理铁甲船等工厂设备。（3）各类厂房、库房及办公处所。（4）周澳三里多的靠船大石泊岸以及铁道，起重码头、自来水等工程。 （二）工程费用，总计全部工程费一百二十五万两。 （三）完成日期：规定自揽定（签约）之日起，依西历计算于三十个月（按即两年半）内完工。 （四）担保：规定由上海法兰西银行（Comptoir d’Escompte de paris）及法国驻华领事林椿（Paul Ristelhueber）保证。并规定验收后一年之内由德威尼与该银行照料修理，期满后再继续保固十年，如因工程不善而有捐坏时，则责成该银行赔偿。 （五）监工：当工程进行时，中法二国得派员监督，藉以符合章程规定。中国方面，对以袁保龄卧病，周馥自请出任监督，后周氏升任直隶按察使乃政由刘含芳继任。法国方面，初为德威尼，光绪十五年，德威尼返国，改以总工程师吉礼丰（Griffon）监工。不过由于船澳口门太宽，风浪太大，次年复经德威尼建议在船坞的东北二面增建大石坝一条，长四百余丈，另又修建铁码头一座。以至又增银十四万三千五百两，前后合计共银一百三十一万五千四百二十两（约合二千万法郎）。同时完工的日期也因之展后了六个月，恰合为三年之数。由此可兄中国方面对于此一工程显已尽力而为，顾虑周到。不但在价值方面力求节省，在工程方面也极为谨慎，恐以外行而为人欺。其于“保固”一事，特加强调，殆即为此。 当然，法国的得标，自会引起英德二国人士的失望与不快，尤以德人方面为然。故当合同甫定之时，不懂德璀琳（G. De- tring）“怨谤形于词色，寓入时报，欲引起都中浮议而震憾之。”甚至德使巴兰德(M．Yon Brandt)亦以遣撤德员而向总署提出抗议，卒赖鸿章持以定力丝毫不为所动。方成过去。不过法国虽然击败了英，德封手而承揽了旅顺工程，但因是时已近寒冬，且以工程人员尚未来华，机器物料也不齐全，并未立即动工。次年三月，法国的工程人且及机器先后抵达。计有工程师：Messers． Aubert．Griffon，Roy．Chollot，Reven，Riviere，Guermeur，Le-bedel，Struvek，Roubinet，Mailard，Lafosse等十二人，经过一番准备。然后工作方得开始。不意因为种种的问题，其后进行并不顺利，其所遭遇的最大困难便是闸坝漏水过多，虽用吸水机数架日夜抽取，坞内积水仍在五尺左右。直到是年四月每小时可吸水九十吨的大抽水机从欧洲运来，积水方才逐渐减少。其次是泊岸石坝的问题，由于淤积太厚，土质松软，光绪十四年之多石塌突然倒塌数丈，后来使用大排椿之法始得修复。此外还发生两件小的不幸事件。一次是瘟疫(cholera) 流行，一时染病者甚多，以致人人自危，纷纷离工他去。后经法国医师Duchon-Doris设法，方才控制（1887年）。一次是房屋倒塌，由于连日阴雨，宿舍屋顶塌落，德威尼及其他法国工程数人均为受伤，经过很久的治疗方才复原（1888年）。然而最令德威尼烦恼的却还是那些外来的批评与攻击。在当时的北华捷报（North China’s Herald）及天津时报（TheChineseTimes）上，有关旅顺工程的报导，几乎经常可以看到。他们对之不是冷嘲、便是热讽，虽经德威尼一再地投书声明，辩驳，终于无法阻止。北华捷报是英国人所办的报纸，而天津时报的后台则是德国人德璀琳，他们对于法国人之嫉妒与怨恨乃是可以想见的。法国公司的投标本来不高，加上工程方面若干想不到的困难，所费已属不訾，结果颇有亏累。李鸿章电醇亲王称：“德威尼坞工赔钱亦系实情”，所言当非无据。 光绪十六年九月，旅顺工程终于完成。于是鸿章乃派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直隶按察使周馥，津海关道刘汝翼等会同前往验收。丁等一行于九月廿三日抵旅，然后由监工洋员吉礼丰（Griffon）开具洋文工程清单，经督办旅顺坞澳工程候补道刘含芳译成华文后，逐项验查，至廿七日(一八九O、一一、九)方才验收完毕。计共有大石坞一座虽四十一丈三尺，宽十二丈四尺，深三丈七尺九寸八分，石阶铁梯，滑道俱全。大石澳一座，东南北三面，共长四百一十六丈八寸，西面拦潮大石坝长九十三丈四尺，形成方池。落潮水深二丈四尺，西北留一口门，以便兵船出入。四周全砌大石岸，由澳岸平面量至澳底，深三丈八尺二寸。此外坞边尚有修船各厂九座，估地四万八千五百方尺。计有锅炉厂、机器厂、打铁厂、电灯厂等。另澳南尚建有大库 四座，坞东又建有大库一座，每座均占地四千八百七十八方尺，以作储备船械杂料之需。各库皆用铁梁铁瓦以避风雨，并防火烛。其他澳坞之四周并联以铁道九百零七丈，并间断设立大小起重架五座。另澳坝及各厂库码头等，又设置大小点灯四六座，以便赴赶夜工之用。又虑近海咸水不便食用，乃以铁管道引出山泉十余里而达于澳坞四旁；虑临海滩不利起卸，乃建丁字式大铁码头颐一座，使往来兵舰上煤运械不致停滞。其余各修小轮船之小石坞，藏船板之铁栅、击船浮漂、铁椿以及各厂内一切修船机器，均亦设置完成，应有尽有。该坞之成，不仅北洋海军官兵因为舰艇有所归宿可以停泊修理而大为欢欣鼓舞。 即使鸿章个人亦以十年经营一旦有成而深感快慰。  停泊在旅顺军港内的北洋舰队主力 数年以来，鸿章时为北洋有船无坞而烦恼，并对旅顺船坞怀有莫大之期待，这是在他与薛福成书可以证明的，如言：“铁甲东来，尚无船坞，前在旅顺择地创建，发端宏大，经营累年，大约来岁可冀竣工。往者西人著论譬之 有乌无笼。此坞幸成，未敢云鹍鹏北溟，掣水千里，亦可无乞邻之辱矣。”如今船坞告成，诚如他在验收旅工一摺内所说：“嗣后北洋海军战舰，遇有损坏，均可就近修理，无庸借助日本香港诸石坞，洵为缓急可待。……从此筹尽，逐渐扩大，将见北洋海军规模足以雄视一切。渤海门户深固不摇，其裨益于海防大局，诚非浅鲜。”宿愿得偿岂不大快!在法国方面，他们也同样的为着旅顺工程的如期完成，而深感庆幸。是年八月，当旅顺工程即将完成前夕。一位法国记者特地在天津时报（The Chinese Times）上发表了一篇尊题报导。除了夸称法国的工程人员如何地在技术与财务双重的困难之下，准时将旅顺澳坞完成以外，并且骄傲地宣称：“这是法国人赢得其敌对者一次真正的膀利。”“以前那些嫉妒者总是经常地预言说：“法国人无法按时把旅顺工程做好。”可是事实胜过雄辩，如今法国人终于成功，而那些误解法国人能力的人也该无话可说。”接着，这位记者并且还进一步预测，法国人所创造的奇迹，可能会对法国在华的工商业发生一种深远的影响。因为中国的官员们已深知旅顺工程的困难以及法国工程人员的能力，相信“一旦当其他的工程诸如海港、铁路、开矿等机会来临的时候，法国人定可与其他国家立于同等的地位去获得中国政府的考虑。” 谓法国人将旅顺的澳坞工程如期完成已非事实，因在实际上延后跑有半年之久。谓法国的工程技术如何优越，未免为夸大之词。此点吾人只要一读薛福成的两则日记即可了解。 一在光绪十六年(一八九O)，是年十月八日记有云：旅顺与办船坞大工，丙戌(光绪十二年)夏秋同由法人德威尼包办工程，计一百二、三十万金。四年告竣，工料尚称坚实，惟机器房与船澳毗连，基址用砖石西门筑成。砖石缝中有水沁入，尚须设法。至其规模宏敞，实为中国坞澳之冠。一在光绪十八年(一八九二)，四月二十三日，记有：旅顺船坞近忽损坏，水势骤张。用大吸水机吸之无效。德人所筑之坞基，法人所加之西门士，已全功尽弃。有一兵翰亦乘流浮出。 薛氏时在英国，所记当系根据中外的报纸，消息想亦可靠。由此可知，施工自经法人包办之后，坞澳漏水问题一直未曾彻底解决。其中主要原因，诚如一位曾赴旅顺参观的英国海军军官所说，该坞澳岸皆由石块砌成，但法人并未按照其他船坞的做法，为了防止石际渗水而于石壁之外加上一层混凝土以资保护。这说明了法国人不是故意的偷工减料，便是他们的技术不够。以如此一座“规模宏敞”为“中国坞澳之冠”的工程，竟留下如此之大的缺点，实不能不谓为美中的不足在中法旅港工程尚未签字的前一个月，一位英国的银行家曾经作过如此的一段评论。他说：“据说法国的辛迪加不仅急于取得旅顺的合同，并且还正在考虑寻求黄河的工程（按是时黄河在郑州决口，中国修理无效，西商多以为有机可乘。）如果中国人以如此之类巨大而重要的工程投入其最初所遇之人的怀抱，那么吾人的一切努力势将归于无效。因为看起来似乎是他们（中国人）宁愿走入最廉价的市场，而不顾他们金钱的实际价值。”这与其说中国人为了贪图便宜，实不如说中国人不懂得工程。而法国人之允许保固居然自食其言，也应该负一部份道义的责任。 六、中外人士对于旅顺建港的评议 旅顺的建港，为我国海军与国防建设方面的一椿大事。故于工程行进之际，颇为引起一些中外人士的注意。他们或者亲自前往该地参观，或者于私人及公开的场合之中加以议论。是之者固然不在少数，非之者也不乏其人。特别是在光绪十二、三年（1886－1887）之间，这种争论几乎达到了一个高潮。 在外国人土之中，法国人大抵采取读成的态度。法国工程师德威尼和吉沙尔都一致认为：“旅顺形势，四山环拱，外有层层遮护，用怍水师口岸，经营得宜，诚为不可多得之海口。”一位法国记者在撰文时也说：“其地为一天然良港，四周皆有高山及暗礁保护。既可遮蔽海风的侵袭，又可免受敌舰炮火的攻击，在地理位置上，实在是难得的海军基地。”法国人为了兜揽生意，故作迎合中国官员之词，并非一定出于由衷之言。加以他们不是军事专家，其意见根本即不值得重视。 至于德、英二国的人土，则与法国不同。德国方面可由其远东水师提督诺尔（Admiral Knorr）为代表，他在参观旅港工程之后，认为该地的炮台建造非常出色，“绝对不致为海上来的力量所攫取”。但于论及战略的地理价值时，却不以旅顺为然。以为该处的炮台不足以控制北直隶湾，设使敌舰闯入，直接攻击湾内的牛荘、山海关或大沽口等处，则旅顺之后方即易为敌人的武力所困扰。基于此一观点，他认为大连湾，威海为和胶州都较旅顺为优。 英国方面，对于旅顺建港之事本来即在密切地注意。从光绪八年(1882)旅顺开始修建黄金山炮台以后，英国的驻华代表格维纳（T．Y．Grosve-nor）以及英国“中国舰队”l(China Station)的官员们均曾不断地前往旅顺访问并作成详细的报告。他们的意见大体可以一位英国记者的综合报导为代表。在他们看来，作为一个达舰队海军司令部，旅顺要比威海卫或青岛逊色的多。一则因卫该处缺乏足够的空间容纳一支庞大的舰队，再则水势遇浅不适于巨舰的停泊，如欲加以疏 ，则势须消耗大量的金钱，而所费不訾。此外，即使旅顺形势天然险要，而且为了加强其防御力量而不惜投掷以巨额的帑项，可是仍不能保证它足以阻止敌人的水陆攻击。尽以大连湾在其东，路易沙湾（Loui-sa Bay，按当系指辽东湾）在其西，二者对其安全皆有很大的威协。以大连湾而论，该地曾于一八六O年为英法联军的集合之所，由于口门过宽并不可能以水雷封锁，或以岸上的炮台加以掩护。设使敌舰配以相当数量的陆军而由远滩登陆，必将对旅顺后路的工事构成侧面的威协。以路易沙湾而论，如果敌军将之占领而对旅顺的西侧发动攻击，则其对面的要塞亦并非不可能陷落的。再就其战略地位而言，由于旅顺两侧靠海不过二十公里，而且其末端又为一狭长的地颈，其本身即具有一种的弱点，而必须依赖精密而广大的炮台以及无数的防御工事加以保护。可是虽然如此，其结果仍将留下许多可资攻掣之处。如此，则驻守辽东半岛（The lsthmus Of Regent’s Sword）的金州一带负责保护后的防军，势必具有相当大的兵力，始能阻止敌人为 夺取旅顺而配合的陆上攻势。而且纵然在那条路上布满了散兵坑及散兵壕，也无法为此一正在修建的伟大船坞与兵工厂提供一种安全的防务。鉴于其后甲午战争发生，日军由金州登陆以拊旅顺之背，以致使该港为之不守，实不能不说以上之论具有相当的见地。 根据英国人的观察，代替旅顺口而成为北洋海军基地的应为山东的威海卫。因为该地与刘公岛隔海封峙，恰将港内北部之水分开为二：并将宽约一英里的西水道加以控制。且在该岛的东南角与日岛中间，又形成一条宽约四分之三英里的东水道，其中之水仅及六寸，亦易为水雷及两岸的炮台所掩护。此外，在陆上，威海卫也较旅顺容易防守。因其后方为一广大陆地，已经筑有不少的土炮台及工事，如有少数之敌由海岸登陆，必可将之掣退。威海卫湾内的水域较旅顺为大，对于海军的演习与训练都极为重要。其实，关于威海卫的形势与地位，中国方面并非没有人留意，袁保龄于光绪十年（1884）便曾指出海防大臣建牙之所“海北则旅顺口，海南则威海卫耳。”十二年醇亲王亦有经营威海卫与大连湾之议。而李鸿章且于建设旅顺的同时，对于威海卫亦加以布置。光绪十四年，北洋海军章程订立，甚至明定威海卫为水师经营及训练之所，旅顺口为北洋海军停泊休养及修理之地。可见中外的认识并没有多大的差异。 在中国人土之中，争论最烈的却是“胶澳问题”，也即是说，有人以为应该经营山东的胶州湾与青岛而反对经营奉天的旅顺口。光绪十二年（1886）四月，正当旅顺船坞工程积极进行之时，驻德公使许景澄首先即将此一问题提出。根据许氏的意见，他以为胶州湾有以下几个优点：（一）西国测量中国海岸无处不到，每体称胶州一湾为屯船第一善埠。（二）该处为大小沽河及胶莱河会流入海之地，前明曾于此设立卫所，(东为浮山所，西为灵山卫)以资控扼。（三）湾外罩山环抱，口门狭仅三四里，口内有岛中峙，实为天然门户。（四）周湾之地约数十里，水深八九拓至四拓不等。烟台当开港时，海舶多于此凑集，其地本非荒陬可此。（五）其地位于南北洋之中点，上顾旅顺，下趟江浙，均一二日可达，设能酌抽南北洋一部水师合以山东一军，絷聚大枝，则敌舰不敢冒险轻犯北洋，可谓畿疆外蔽。（六）其地与胶莱南河与北河河口通连，如能疏浚淤浅，可以通行雷艇小轮，与直隶海面互相策应。（七）中国沿海自浙之温州以北而至于青齐滨海各处大多口门坦漫、港路浅狭，惟胶州湾形势完善，且居衙要，实为地利所必争，“应请渐次经营，期于十年而成巨镇。” 许氏为清末杰出的外交家之一，当其首次出任驻德公使时期(一八八四一一八八七)正值德国新闻界受名地理学家里希霍芬(Baron Fredinand Von Richthofen，May 5．1833-Oct．6．1905)宣传，大事鼓吹胶州湾为远东最优良的港湾之时。故许说可能受其影响。不料，同年六月，陕西道监察御史朱一新在其所上的“敬陈海军事宜以备棌则”摺内，竟亦提出同样的主张。他首先指出旅顺建港有六大缺点：（一）口门太窄、狭处仅能容一船，极易为敌所封堵。（二）口内浅沙胶滞，战舰难以成列，疏浚则费巨帑。（三）马口外陡岸，深水无阻洳，亦无浅滩、敌易登舰以袭我后。（四）屯埠三面凭海，守护倍难。又内埠离外岸太远，敌船炸弹易及。（五）无内河以通腹地，转运甚难。无齐与之隔海，猝遭封堵，陆兵难集。（六）金州西南大连湾为旅顺后路、颈地太狭、敌船便于寄淀、断为运道。因此，他认为“欲图旅顺，威海卫则莫如先营胶州湾”。至于胶州湾的优点则是：（一）海口宽二三里，内有大澳可容 舰。（二）其外地形盘互、岛屿林立，陈家诸岛横石隐伏，号称天险。（三）最南为曹家嘴，又南则灵山、距江南之膺游门三百余里，上可蔽登莱，下可控江浙。实形胜必争之地。（四）胶河分南北流，其南流人海处曰麻湾口，由麻湾沂南北以达掖体之海仓口约三百余里，疏浅抉滞、舟揖可通。（五）海仓口地居堂奥，遥接津沽，一旦中外有争，运北洋之军实以济胶州，则臂指可以相联，而西夷鼠赢扰之谋无所逞；或运齐鲁难 以供 士，则漕船可以直达，则西夷封港之技无所施。 由上所述，可见朱一新的意见与许景澄并无太多的差异。惟一不同之处是许摺仅言胶州湾的优点而未指出旅顺的缺点；而朱摺则除说明胶州湾的优点之外，并且指出旅顺的缺点。当时醇亲王奕譞正总理海军衙门，乃将许摺及朱折抄寄李鸿章议覆。鸿章对于许摺的答复是：“对于胶州湾的重要性他亦曾留意，并先后派遣管理鱼雷营道员刘含芳及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英国总兵琅威理（W．M。Lane）前往该地查勘、总图呈览。（二）胶州湾一地有其优点亦有缺点。口门小于威海卫而不如旅顺口之紧固；水此威旅加深、固宜设防，以免为外人占踞，然若为海军屯埠则应修船坞，设炮台，势必所费不訾。加以转运煤粮军需各输，则以道远耗费尤巨。（三）其地距黑水洋船路约三百里，并不能扼断敌人来路。（四）自来设防之法，必先近而后远，旅顺与大沽犄角对峙，形胜所在，自必先行下手。俟旅顺防务就绪，如有余力方可议办距直千三百余里之胶州湾。目前至多只能简略布置，先由山东酌拨数营，则要设垒，以为防守。对于朱摺的答复，首先指出其说的矛盾：”惟称旅顺非战守善地，又云其地锁 北洋，屏藩辽潘，未容置为缓图。诚如尊示，矛盾其词。”继而对其所云旅顺有六大缺点之说，逐条加以反驳。谓其所言旅顺六病，亦未尽确。（一）口门狭则我能出而敌不易入，殊觉巩固易守。敌舰封堵与否，本不系口门之宽窄。（二）疏浚淤浅费帑。凡水师屯埠不论大小，未有不须疏浚，即未有不费帑者。㈢旅顺口外亦有浅滩暗礁，不尽陡岸，敌虽有可登陆之处，要在防守严密。（四）旅顺各炮台皆有巨炮交互夹击、敌船炸弹有山遮蔽，内部不致大损。（五）无内河通腹地固无可如何，然有事时亦可预集陆军以为援获。（六）大连湾距旅尚远，金州后路暂有毅军分防，临时仍应添兵。最后并谓：“彼不过欲先固胶州，故为抑扬失当。殊不知胶距天津一千三百余里，实属鞭长莫及。胶澳僻在登莱背后，距黑水洋至成山头行船正道尚三百余里，敌舰可扬舱直北不必旁趋。若以全力营胶州而置旅顺于不顾，彼谓堂奥得以晏如者实未敢信。书生逞臆妄谈，无足怪也。”除许、朱二氏以外，上海的申报，对于旅顺建港之事亦常极为关切，并曾以“中国勿受欺于人”为题，加以论列。惟其内容非为探自道听途说，即系裨贩西人陈言，本身并无真知灼见，实亦不值一驳。 总之，旅顺建港实在可以说利弊参半。天下事本来利害相连，旅顺的建港亦然。以当时的交通条件、国防形势以及北洋的财力而论。旅顺的建港实亦有其不得已的苦衷。近人每谓鸿章舍胶州而取旅顺，乃系由于其“执意偏私、以渤海为防务首要，深计植树势力于近几。”其言殊不免责之遇当。其实观鸿章上醇亲王复议许景澄一书，以及其后之对胶澳之经营又何当不知胶州湾之重要。如与淳亲王论及申报“中国勿受欺于人”一事时即对旅顺利弊详作分析，并谓“察度北洋形势，就现在财力布置自以在旅顺建坞为宜”。“胶州澳形势甚阔，但僻在山东之南，嫌其太远。大连澳口门遇宽难于布置，惟威海卫旅顺匮口两处较宜……而为保守畿疆计，尤宜先从旅顺下手。” 袁保龄在其复友人书内对于此点说的亦颇为清楚。他说：海军宏规或扩，所愿二三豪俊云集景附，视风涛为衽席，履渤海如户庭。无兢维人，固不专恃船坚炮利也。水师口岸、地形各殊，用各有当，如置筐笥者，必先量其衣物之多少。就此时北洋水师、旅顺固已足用。再添船则营威海，广置舰则营胶州，此固一定不移之次第。比较起来，其论实较公允，而亦为接近事实之真象。 七、结 论 清末时期，北洋海军成船日多，因无适当的船池停泊，以及养护设备，常须借用香港或日本的船坞修理，以致西人每有“有鸟无笼”之议。为了弥补此项缺点，北洋当局遂下定最大的决心，以十年之久的时间修建一所近代化的海军基地，始将此一问题解决。 以当时中国的知识技术水准，以及科学工业环境，要想在一个原始荒芜而又偏僻的岛屿上面修筑一座近代化的军港，真是困难万端。可是凭着李鸿章的大力支持，周馥于与刘含芳等人的合作，以及负责旅顺工程局总办袁保龄氏的热心与毅力，终于桔合了中国传统的河工经验与西方先进的工业技术，奠定了旅顺军港的始基。与旅顺工程关系最大的外国人员，除极少数英美退职军官外，最主要的便是一 德国人，如漠纳根、斯本格，舒尔次、瑞乃尔，善威等。或司炮台工程、或司放炮教习，或司海口工程、或司澳坞设计，其贡献实不可没。唯以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暗中操纵把持，最后澳坞工程始转而完成于法国公司之手。在华外籍人土不察此中隐曲，时常批评中国官吏不能与外国专家衷诚合作，甚至说外国专家受到中国官吏的排挤，殊非深明事实之论。 关于旅顺建港的利弊，论者颇为不一。许景澄与朱一新主强应先经营胶州湾；英国人则认为威海卫形势较诸旅顺尤为事宜。可是站在北洋负责人的立场而言，无疑地旅顺亦可谓最佳的选择。如谓李鸿章之经营旅顺而未经营胶州湾是出于他的利己之心， 以当时的事实，似乎并不如是。 至于旅顺建港所用的经费问题，中外所估颇为不一，迄今尚无定论。有人估计一千六百万两；有人估计数千万两，皆与实际数字相去远甚。依据本文的研究，陛尔发任内大约二万五千两，黄瑞兰任内大约七万五千两；袁保龄任内大约六十五万一千五百余雨；法国人包办时期计用银一百三十九万三年五百两。另外再加北洋直接采购机械大炮等物；至多估计不到一百万两，合计不过三百余万两。至于其经费之来源；则有如下数途：（一）由直隶海防展捐项下拨银六十三万一千四百三十二两八钱九分。（二）由部库及河工捐内拨银五十三万九千四百九个七两一钱二分。（三）由新购快船剩余项下拨银六万九千八百二十五两九钱一分。（四）其余之数皆由北洋海防经费项下开支。  甲午战争中，被日军攻占的旅顺军港 旅顺的命运与多难的祖国息息相关，计自建港之后四年（1894），该港即为日军所沦陷；七年（1897），即为俄入所租借；十四年（1905），再度为日本所占领，接着并由俄国转租于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重为苏军所据，直至一九五四年苏军力才全部撤退。七十五年之间，该港数易其手，时而陷于日本、时而租于俄国，计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时间脱离祖国的怀抱。中国人以如许巨大的财力与人力所修建的一座近代化军港，居然大部分时间成为列强侵略中国的根据地，言之令人痛心。 很显然地，旅顺的一再陷落，与其说是一个选择错误的问题，毋 庸说是一个国家势力强弱的问题。然而无论如何，以旅顺的战略价值 而言，则无论对于巩固我国的海防，发展我国的海军，确保我国的海权，甚至于维护西北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其关系均极重要，决不容吾人加以忽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