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弗里茨•克虏伯亲自陪着李鸿章去梅喷射击场看望中国留学生。李鸿章对留学生们说:“克虏伯新式大炮最为精奥,只要苦心研究,操练、演放、修整诸事赶紧苦学,必得其秘。中国沿海南至琼州,北至营口,具有建置御敌之炮台。我之老矣,不能效力国家,将来伐谋制敌、御侮保国之重任皆落诸位双肩!” 弗里茨•克虏伯明白,此次德国之行是李鸿章的第一次也将是最后一次。他越来越理解李鸿章的良苦用心。此时李鸿章已不仅是他们家族军火销售的大客户,更是人格上受他钦佩的中国朋友。临别时,他送给李鸿章两大本中国驻德各任大使与克虏伯家族交往的私人影集。他说:“因为您对我们家族的情缘,山庄别墅成了我们两国交往的情感之地。不管您是大臣还是平民,您永远是我们家族最为珍贵的朋友。” 李鸿章的埃森之行显然也帮助克虏伯家族实现了提升大炮销售量的愿望。在其后几个月里,清政府即从他们手中订购了82门大炮。 李鸿章的克虏伯情结不仅是他个人与克虏伯家族的深厚友谊,更是他“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战略体现。而北始天津大沽口炮台,中经闽江口长门炮台,南至海南秀英炮台,克虏伯也确实为他的战略立下了赫赫战功。 1884年甲申马江中法海战中,闽江口长门炮台的金牌游击杨金率部英勇抗击,210毫米的克虏伯大炮“缺嘴将军”一炮击沉法国旗舰并击毙主帅孤拔,余敌舰悬白旗逃遁。 甲午威海之战,北洋海军在“康济”舰管带萨镇冰带领下,占领刘公岛上的日岛炮台,并与位于最东端的东泓炮台联手,利用多门240毫米、200毫米的克虏伯大炮,重创了多艘日本军舰,击退了日军多次海陆进攻。 东京《朝日新闻》的报道记载了烟台东、西炮台克虏伯大炮的威慑力——1894年甲午海战,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佑亨命四舰巡洋舰疾驶烟台,企图堵住威海后路,前后夹击,一举歼灭北洋舰队。战舰驶入烟台海域,烟台守将刘含芳指挥将士驾东、西炮台和主炮台的210毫米的克虏伯大炮迎战。日本舰队不敢恋战,迅疾离去! 李鸿章对日本“称雄东土野心”的预言非凭空想象。中日甲午海战之后,日本对中国的觊觎野心从没停止过。 日本东京防卫厅海军省战史资料记录:日本海军省在台湾澎湖的马公有一个“日本海军部水上特别攻击队”,专门从日本国各地的孤儿院选出15岁左右的少年,前往台湾澎湖的马公训练基地训练。训练科目包括中国的少林武术、日本武士道功夫乃至各类军事技术。五年学成后,他们就成了日本水上特别攻击队的“敢死队员”。这些敢死队员从马公出发,潜入中国东南沿海各炮台进行侦察,搞清各炮台原有的武备,是否有增设新式大炮和各类海军陆战队的休息日期、生活规律等。 日本南支舰队司令长官长谷川清称厦门是一个顽固的抗日据点,因为守军司令黄涛令他心寒。他对手下大熊司令官进行敌情交底时说:“黄涛是一个很典型的德派军人,他很善于用兵,还有他的要塞炮台是威力很大的克虏伯巨炮,你一定要小心谨慎!” 黄涛毕业于德国陆军大学。留学期间特别前往德国鲁尔区埃森兵工厂学习大炮技术,尔后又前往捷克学习新式兵器三年。他善于通过收听世界各大电台的广播收集情报,进行汇总和分析,以便最后决策。 1937年8月11日,上海吴淞炮台及其他口岸与敌人展开血腥鏖战时,黄涛就感受到厦门防务的危急。他采用“远攻与近守”相结合的战略战术,一方面利用厦门四大炮台(白石、磐石、屿仔尾、胡里山)克虏伯大炮能远距离重创日本舰队的优势,另一方面从香港、菲律宾进口一千多桶水泥,在胡里山炮台至五通、霞边、香山等海滨要塞同时筑建100多个轻、重机枪碉堡,近距离击退日本海军陆战队的进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