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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先不论王、毛二人所书之过程孰是孰非，从以上所举的这些资料中我们至少可以先肯定一点，那就是阔科并非为毛文龙主动擒献，而是为因为由于有来皮岛的黄户部之故，才导致了其被抓，最终被押送上京。而毛文龙此刻和皇太极所谈之事，也已经不是议和那么简单的问题，而是进行到了约定如何里应外合夺取北京的前后两大门——山海关和登莱二府的程度了，这两事可自毛、王两人的信件和塘报中互相得到印证，可称是确凿无疑。 阔科等人被解送到北京后，毛文龙和皇太极私下来往之事自然是瞒不住了。不过从当时各方记载来看，阔科并没有如毛文龙信中所说那样出卖毛文龙，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北京朝廷已经知道了他们谈判的具体内容，明廷只知道他是来议和的，因此毛文龙反迹未明，且镇守辽东地方的大员们，也时有遇到后金使者前来议和等事，所以这算不得是什么天大的事。 而毛文龙和王子登两人告诉皇太极说，明廷已经知道他们谈判内容、花费多少人力财力抢救云云，乃是在推卸责任以及表自己功劳，实际上，明廷那时只知道阔科是来议和的使者。 到此处为止，哪怕且先不去谈毛文龙试图勾连皇太极里应外合夺取山海关和登莱等处的行径，其问题也是很严重的。毛文龙长期交通敌国却刻意隐瞒不上奏朝廷，这和袁崇焕等人在与后金谈判时，随时将谈判情况禀报朝廷的举动完全不同，两者在性质上有本质的区别，这是确实可以坐其私通外番之罪的。且由于毛文龙此等刻意隐瞒的行为，也一定会让人不得不对其动机打上一个问号，即使是为毛文龙鸣不平的朱溶，在其所撰的《表忠录》内，也无法回避“可可（即阔科）固山及马生至东江议和”这一事，所以后来在袁崇焕斩杀毛文龙上书请罪时，崇祯覆旨曰毛文龙“通夷有迹”，也绝不是在庇护和偏袒袁崇焕。 斩帅公案（五） 毛文龙的这七封书信，连续起来看，可知前几封是谈判议和，尚算不得什么，但后来毛文龙却明说要率部投降后金，并且企图和皇太极里应外合夺取山海关和登莱二府，这便是要反明了。即使以最好的情形打算，也是毛文龙已经决定叛明并联合后金对明发起攻击，但由于阔科之被抓，导致皇太极认为毛文龙在算计自己，故而疑心大起，因此对毛文龙的归降提出了新的条件，要求其证明归降的诚意，是以毛文龙归降进度暂时放缓。然则，毛文龙叛还是要叛的，无非有些细节尚待商定而已。这也是我在前文中对阔科事件详加叙述之故，实因此事关系重大，乃毛文龙归降计划之所以没有马上实施的重要原因。 先，毛文龙在给北京的报告中说“大清皇帝言，屡次与毛文龙讲和，文龙回书语皆饰欺，及送礼讲和，又将我人解京”，“讲和”云云显为饰词。皇太极和毛文龙此刻所讨论的，早已不是单纯的议和，而是在谈归降后金事，双方已然开始研究“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若两面夹攻，则大事可定矣”这个计划的可行性了，这哪里是在“讲和”，分明是要叛明。 若说这话仅仅是毛文龙虚言自夸，然则其目的何在？仅仅只是为夸耀而夸耀，没有任何目的，则是无此理。向来夸耀的目的，或要取信对方，或为自重身价，不外是想以此获取更大的利益。倘若全是虚言，届时实施不了又如何取信，如何自重身价？既全无好处，作此虚言何为耶。 其后，毛文龙一面解释阔科之事，一面和皇太极就归还刘兴祚等人事讨价还价，他在第六封信中道： 来书云：若送还诸申，可以往来；否则不再往来等语。尔言误矣！我与刘德库初议时曾言，我两国之事若能成，不仅送还诸申，连我亦无处可去等语。今议和之事未成前，便欲强行索取诸申，安能确立相和之心？至阔科一事，我固然有错，然在彼处，尔之过失亦不少也。……尔诚信赖我，俾我从速登岸，又何必急于索还所有诸申耶？（我）何惜此数诸申人。唯若送还于尔，何以掩我地人民之耳目耶？论语曰：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我前曾致书云之，以后不可差大人来，南人及南官在皮岛，有事暗暗差人，渐渐说明，可做即做等语。前者俱已讲明完结之事，抑又何疑？汗仍遗书，言不明确，甚是疑惑，故我复遣人往。 这封书中，毛文龙已经很明确地准备拿自后金反正的刘兴祚兄弟做交易了，惟一怕的是这样一来隐瞒不住皮岛军民：“何以掩我地人民之耳目耶？”，是以诉说如此为“欲速则不达”，又道如果归降成功，连自己都是要去到后金处，因此希望皇太极先把这个问题放一放再说。同时他又再次提醒皇太极，皮岛有明中央政府派来的 “南人及南官”（“南人”“南官”这两词，用得甚是可圈可点，杭州人氏的大明平辽将军毛文龙，此又置自己于何地焉）在，以后不要派身份太高的人做使者前来，此无非是怕阔科事件重演的意思。按当时后金额真之职有四，固山额真即后来的议政大臣，之下为梅勒额真、扎兰额真、牛录额真，故毛文龙有此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