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东胜诸卫东连宣府、开平,西与宁夏遥相呼应,支撑了洪武朝的整个北边防线,地位关键 东胜诸卫的地理位置连接了洪武朝北边防线的东西两段。在朱元璋洪武二十五年的规划中,原本指望在大同、东胜两个区域分别驻扎五卫(28000人)防军。由于军粮运输条件的限制,更多地考虑到对东北方向开平卫突出部的策应,明朝在此年对军卫分布格局做了较大的调整,减少东胜地区的军卫数,增加到大同以东地区。洪武后期,随着其他北方边境线不断地向北推移,终于形成了有明一代蒙明界线中最有利于明朝的防线。明人把新的边界线描述为:“设东胜城于三降城之东,与三降城并。东联开平、独石、大宁、开元;西联贺兰山、甘肃北山,通为一边。地势直,则近而易守。”(卷一《镇戍通考》)在边防中,东胜卫非常重要,被认为是“大虏之警,守在东胜”(卷一《经略总考》)。明人对东胜的军事地位极为重视,除了增置军卫、扩建城垣、调军戍守屯田外,更向东胜守军配备了火器─碗口铳、地雷等加强其防御能力。东胜的重要性亦由此可见。 3. 东胜卫的建立、添置与内迁过程,反映了洪武时期明朝对北元边防态势的演变,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双方的力量消长 从洪武四年首次设立东胜卫到建文四年(1402年)的再次内迁,东胜诸卫先后经历了两次建置与内徙的重大变动(见下表)。东胜卫的初建是明朝全力北击北元、力图以武力彻底消灭元朝政权指导思想下的产物。而岭北惨败后的内迁之举既是服从了明朝战略思想变化的要求,也是北元军事压力短期难以消除被迫寄居大同的无奈选择。洪武朝后期恢复旧地和增置军卫是朱元璋苦心经营的“塞王守边”策略和巩固新开辟疆土行为的组成部分,很明显,是一种分地防御中较为均衡布置军力的措施。这一系列的变化反映了30年间明朝对东胜控制方式的反复调整,也体现了北元与明朝双方实力的彼消此长。 4. 建文四年包括东胜诸卫在内的军卫内徙原因和影响 建文四年,朱棣称帝后将原属山西行都司的大批军卫内迁至自己经营多年的大本营─行在(北京)周边,与大宁都司整体内迁的目的一样,无非是强化以北京为中心的防区,使得军力集中。显然这种大规模放弃洪武朝新拓疆土的举动绝非军事力量捉襟见肘的临时性考虑,而是朱棣采用了一种不同于其父的新边防思想的表现。经过“靖难之变”,洪武朝的“塞王守边”制名存实亡,朱棣并不打算恢复旧制。一是经过明朝严重内乱争斗以后,“塞王守边”制尾大不掉的弊病凸显无遗,因此朱棣倾向于以“天子守边”控制下的镇守总兵制代替“塞王守边”制以消除对皇权的潜在威胁。二是多年镇守北边的军事实践使朱棣与其久住南京的父亲在如何应对北方政权问题上的理解必然存在某种差异,即在军力配备、后勤保障、双方作战方式等具体问题上朱棣有更深切的体会。所以调整北边防务、实施军卫内迁正是这种边防思想变化促成的。 客观上,东胜地区属于山西行都司的外围防区,后勤供应补给线过长,军粮转输艰难,损耗巨大,即便采用开中筹措也难以有效解决问题。虽然洪武朝大力推行军屯,企图以军养军,但军屯成效不大则是不争的事实。加之从明代开始,中国进入又一个气候趋于干冷的历史时期,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东胜等地农业生产的发展,这一点也需要考虑。这样,东胜诸卫的驻守成本必然很高,长此以往,更可能成为北边边防的包袱。 从实际影响看,东胜诸卫内迁并没有像明人不点名批评朱棣的那样消极。其一,永乐朝虽然边卫大量内迁,但蒙古人对边境的袭扰却大大减少了。由于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北元屡次遭受内乱破坏,政治军事力量日渐分裂,走向衰弱,已无力大犯明边。特别是朱棣屡屡发动战争,“五出三犁”,深入蒙古高原,沉重打击了蒙古政权,因此边境地区军队的内迁并无不良后果。其二,边卫内迁后,缩短了防线,既有利于边境地区凭借山险设防,又可减少大量的军事财政支出,在国力强盛的前提下是一种合理的选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