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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树志先生在近年来的新作中，依然坚持了同样的观点，内容文字相差无几，而批评则更尖锐，如在其《权与血: 明帝国官场政治》（中华书局，2004年11月第一版）一书的末章中这样说到： 最早研究毛文龙的李光涛先生，……但是他不知出于何种考虑(历史的抑或是现实的?)把毛文龙作为东江总兵的作用全盘否定，把他说得一无是处，甚至对袁崇焕杀毛文龙大加赞扬：“袁崇焕斩所当斩，毛文龙死且有余辜。”这种过于偏激的态度实在难以令人心悦诚服，历史学家需要客观的心态和冷静的眼光，感情用事或许是那个特殊年代的时代局限，人们能够理解。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研究袁崇焕成就卓著的阎崇年先生也有类似的观点。他出于对袁崇焕的崇敬与偏爱，从评价袁崇焕为民族英雄的立场上，为其杀毛文龙百般辩解，极力证明袁崇焕杀毛文龙“一无错处”（参看阎崇年《论袁崇焕》及《袁崇焕“斩帅”辨》，均收于阎着《燕步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用心颇为良苦，结论却过于绝对，与四十多年前李光涛先生遥相呼应，一个说毛文龙一无是处，一个说袁崇焕杀毛文龙一无错处。人们不禁要问：历史上真有“一无是处”或“一无错处”的人和事吗?具体而言，毛文龙真的一无是处，袁崇焕杀毛文龙真的一无错处吗？ 不妨看看历史的本来面目吧。 樊树志先生认为，李光涛先生这样论述的动机虽然不明，可观点过于偏激，对此，他以为李光涛先生可能是因“时代局限”而“感情用事”；而阎崇年先生则是出于对袁崇焕的“崇敬与偏爱”，才会从袁崇焕是民族英雄这一立场上，为其杀毛文龙一事进行百般辩解。 若从“崇敬与偏爱”这几字判断，我觉得樊树志先生可能认为阎崇年先生这样做的根由也是感情用事，而且他们的观点和所提出的论证，都不能让人心悦诚服，且这些也并不是“真相”。同时，如樊树志先生文中所言，他之所以提出异议并不是想为毛文龙翻案，而“只不过力求把毛文龙之死的真相告诉读者”。另外他还强调道，“历史学家需要客观的心态和冷静的眼光”，余以为此言甚是。 那么客观而冷静地看，毛文龙究竟该不该杀，袁崇焕在这个问题上是否真有六州四十三县铁亦不能为之大错呢？到底什么才是“真相”？樊树志先生力求要告诉读者的是否便是“真相”呢？ 历史是已经发生的，我们所看到的历史，都是被岁月这把剪刀裁剪过的残卷。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1866-1952）说：“前人的叙述和判断，现在本身就成了事实。即等待解释或判断的凭证。历史决不是用叙述写成的，它总是用凭证或变成了凭证并被当作凭证使用的叙述写成的。”事实上，我们所说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或者也可以说成一切历史都是思考史，我们所看见的“真相 ”，是我们思考的结果，并非真正的“真相”。 同样，毛文龙之死的一切过程，早已和时间一起消逝，我们无法再去亲身经历，我们现在所看见的毛文龙之死，都是凭籍着前人的叙述和判断，再由我们在今时今地进行思考得来的结果，是我们思想的亲历。 因此，对于这段已经成为历史的公案，我们不妨先尽可能多地搜集“凭证”，思考进而得到属于我们自己的判断，也就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历史“真相”。 斩帅公案（二） 毛文龙，号振南，杭州人氏，万历四年（公元1576年）正月十一日生，居杭州荐桥忠孝巷。其人虬髯有英气，善骑射，尤善弈。少年贫困时曾以卖卦测字为业，万历三十三年（公元1605年）春，因其舅氏沈光祚任职兵部，遂入京谋事，被荐于辽东总兵李成梁帐下，补内丁千总。同年九月，兵备道白某录武举，毛文龙名列第六，署安山百户，升辽阳千总，三年后升任守备。熹宗初，辽东经略袁应泰命其造火药，两月完成，加游击衔，后被广宁巡抚王化贞用为补练兵游击。 毛文龙这一路“历仕至此，俱由光祚所荐”，此后的路，便是毛文龙自己走的了。自辽阳失陷起，他在很短的时间内便迅速崛起，成为辽东一方雄镇，充分展现了他的个人能力。 天启元年（公元1621）的辽阳之役，明辽东重镇辽阳失陷，努尔哈赤一举占领了辽东半岛。而毛文龙在此役后，随即率二百二十健儿袭破后金之镇江堡（今辽宁丹东市东北九连城），擒杀明辽东叛将、后金守将游击佟养贞（佟养性之兄）等，占领了镇江堡。只是后金大军立刻便杀了过来，镇江堡失守，毛文龙遂退据东江（泛指鸭绿江口的系列岛屿，因其大多位于出海口以东，故称为东江），其后他以皮岛（又名椴岛或南海岛，今属朝鲜人民共和国）为主要据点，与觉华、旅顺、广鹿、长山、鹿岛等大小岛屿连成一线，成为辽东明军牵制后金的一股重要力量，毛文龙因此被嘉奖，并升任总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