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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衣卫不但对付大臣，还按照皇帝的意思私下打探军情民意，凡是有一点对皇帝不利的言论都逃不过他们的耳目，当地的官吏也不敢随便过问他们的事情。只要流露出对他们的不满，都有可能被抓去受刑，而一旦被特务们抓去，那就是九死一生，最轻也要落个残疾的下场。 朱元璋将锦衣卫派到各地，事无巨细，他都要听，包括大臣家晚上请的什么客，作的什么诗，第二天上朝有时朱元璋还装出无意的样子当面提醒酒宴中的细事，群臣无不惊骇，在朝廷上战战兢兢，而朱元璋恰恰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靖难之役以后，朱棣掌握了政权，完全继承了他父亲的统治衣钵，为了同锦衣卫相制衡，在此基础上又发展了另一套特务组织，两套特务组织同时在朝野发挥作用。 新的特务组织地处北京东安门北侧，因此得名叫东厂，朱棣建立东厂的一个目的是追杀他的侄子建文帝及其同党，明朝的两支特务机构走遍大江南北，深入乡间里弄，凡是对朱棣的皇位有疑义的，对本政权不恭的，都将面临着肉体上的消失。 朱棣在对待不同观点人的处理上是异常残忍，最触目惊心的案件是“诛方孝孺案”。 方孝孺是建文帝最亲近的大臣，他也视建文帝为知遇之君，朱棣的谋士姚广孝曾跪求朱棣不要杀方孝孺，否则“天下读书的种子就绝了”。但南京陷落后，方孝孺日日为建文帝啼哭，朱棣要拟即位诏书，大家纷纷推荐方孝孺，朱棣就命人将其从狱中召来，方孝孺当众嚎啕，拒绝为朱棣誊写诏书。朱棣大怒，命特务上刑具，并威胁说：“你不服气就灭你九族。”方孝孺答道：“即便是灭我十族又能将我怎样？”并仍然大骂不止。朱棣气急败坏，恨其嘴硬，叫人将方孝孺的嘴角割开，撕至耳根，大捕其宗族朋友，每抓一人，就带到方孝孺面前行刑，但方孝孺根本无动于衷，头都不抬。朱棣彻底绝望了，也横下一条心，杀绝方孝孺的亲属，以解心头之恨。但人际之间的亲属关系全算上只有九族，朱棣就将方孝孺的朋友也列作一族，连同宗族合为“十族”，总计八百七十余人全部凌迟处死。 有这样的残忍皇帝，锦衣卫和东厂的酷吏更是不甘落后，据明史记载，锦衣卫常用的刑具有十八套，什么夹棍、脑箍、拦马棍、钉指等等都包括其内。其中有一项刑罚叫做“杖刑”，特务对于“杖刑”的执行非常有讲究，对一般的犯人行刑官只说“打着问”，意思是不必太重；当犯人不配合，要求打重一些的，就说“好生打着问”；当庭审官被激怒，不想让你活时就说“好生着实打着问”，那时犯人就只有进气没有出气了。 明朝到此可以说是开了历朝的先例，但还没有登峰造极。到了宪宗朱见深时期，由于“土木之变”，自己的太子位子几乎不保，只有在父亲英宗策动政变，自己才从新当上太子，并继承了皇位。 正是由于这个特殊原因，在朱见深脑海里产生了阴影，使他感到难以把握复杂的政治局势，报复心徒增，那只好继承祖宗的传统，还是要加强特务专制。于是在锦衣卫、东厂之外，又建立一套特务系统。为了区别于东厂，简称叫西厂。三套系统性质相同，任务一致，但西厂的权力超过东厂和锦衣卫，而且人数也比东厂多一倍，这就将明朝的恐怖统治推向新的高峰。 从封建王朝历史上看，明朝是特务组织最恐怖的一个王朝，而他的由来也是有其原因的。 在明朝前代的元朝，蒙古人是以武力统一的中国，对反抗的城市经常采取屠城政策。忽必烈即位，为了长久统治中国，开始学习前朝，遵行“汉法”，命手下重臣制定法律，企图缓解政局的矛盾。但是当时投降的汉臣皆精于儒术而不熟悉法术，崇尚人治而不喜欢法治，所以在制定法律时产生较大的困难。他们只好上学汉唐，下学金朝，照葫芦画瓢，从儒家角度提出了一些宏观的条律，制订新的法律也往往只是原则性的。虽然这些新法律有利于国家建设，但因为过于简略，根本就没有落实到基层，下层官员由于贪污受贿等原因，往往还是用原来的暴力来解决存在的矛盾。 另一个重要差别是元朝原来制定的有“南北差异”的法律，蒙古人和汉人在法律制定上开始就是不平等的。如；汉族人同蒙古族斗殴，汉人打死蒙古人要处死，而汉人被打死，蒙古人只需充军出征，这只能增加民族仇恨和反抗的怒火。 因此元朝在中原的政策形成了两层皮，表面的法律和实际的暴力，加上元朝统治只有八十年，时间过短，使之民族不能融合，这直接导致了汉族在基层以各种方式酝酿反抗，政治谣言、私下串联比比皆是。蒙古贵族为了防止反抗，甚至有规定几家共用一把菜刀的荒唐事情，但越是这样民族反抗的决心越大，民间的隐蔽议事越多，有元一代，民族起义就没有断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