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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战争中，女性受难对象之广，人数之多，被害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 战乱时期的女性，尤其是平时养尊处优的女眷受害不亚于贫民百姓。李自成军至北京时，皇室中的女性过惯了骄奢的生活, 在突然而来的战乱中饱经了非人的折磨。崇祯帝两宫自尽，其妃嫔宫人或掠或杀，15 岁的长女乐安公主亦成了断臂公主，幼女昭仁公主被帝所杀。 《流寇志》卷5记载，福王选侍孟氏、萧氏、李氏也在战乱中自尽；《也是录》称:永历帝进入缅甸后，吊于树上的宫女如累累瓜果。其他藩王的妃嫔也遭同样悲惨下场，这在《流寇志》、《甲申朝事小纪》、《绥寇纪略》中均有记载。 在战争期间，农民起义军的家属占有相当大比例。《太和县御寇始末》卷下记载，攻打太和县的起义军有2000余人，其中“妇女孩稚可500人”；《卢象日升 疏牍》卷5甚至有“贼每股虽号百万，妇女老弱半焉”之说，这些家属随军辗转，历经磨难，往往也成为敌方杀戮的对象。史载孙传庭攻下唐县时，“尽杀贼家口，贼满营痛哭”。战争中的平民妇女更是任人宰割。《扬州十日记》称: 清军攻破扬州时, 城中百姓被驱不异犬与鸡, 一朱姓人家有“二妾皆散发露肉，足深入泥中没胫,一妾犹抱一女，卒鞭而掷之泥中，旋即驱走。一卒提刀前导, 一卒横槊后逐, 一卒居中, 或左或右以防逃逸。数十人如驱犬羊, 稍不前, 即加捶挞, 或即杀之；诸妇女长索系颈，累累如贯珠， 一步一蹶，遍身泥土；满地皆婴儿，或衬马蹄，或藉人足，肝脑涂地，泣声盈野。” 明末占乱中受难的妇女不但对象普遍,而且被杀和自尽的人数不可胜计。清兵南下时实行野蛮的屠城政策，江阴城固守81天，城破后，清兵在城内外杀死人口约10万多, 城中所剩仅大小53人；昆山城破,“杀戮一空，其逃出城门践溺死者，妇女婴儿无算。昆山顶上僧寮中，匿妇女千人。小儿一声, 搜戮殆尽, 血流奔泻，如涧水暴下”；清军在嘉定城中也肆意杀戮多达2万余人。这种丧失人性的大屠杀，受害最多的大概要数妇女儿童了。 明末战争中，农民军以及明军清军都有掳掠杀戮妇女行为。农民军将领罗汝才“所至郡邑，辄择子女之美者数十人，后房数百，女乐数部。”《明史纪事本末》卷79 载: 李自成进京后“以宫女分赐随征诸贼”，每人各30名。《明季北略》卷7记载，农民军攻下和州时，少数偏激分子“裸孕妇于前，共卜其腹中男女，剖而验之以为戏”。《流寇志》记载，崇祯九年农民军攻克滁州，“四虏村落，获妇女，裸而沓淫之”，然后，“尽断其头，环向堞，植其跗而露其私,，以厌诸炮。”为了冒领军功,，明军甚至以妇女人头充数，《明季北略》卷7载, 崇祯四年明军陕西副总兵赵大胤在韩城“出斩(贼) 五千级，验之皆妇女首。”明将左良玉劫掠武汉，舟中装载的全是妇女，甚至连明太监刘无斌也有此劣迹。《嘉定屠城纪略》载，清将李成栋在嘉定某镇肆掳无数妇女，“选美妇室女数十人，置宣氏宅，虑有逃逸，悉去衣裙，淫蛊毒虐，不可名状。” 除了掳掠杀戮外，肆意淫杀妇女的暴行也随处可见。李成栋占领嘉定城，“大家闺秀及民间妇女有美色者生虏, 白昼于街坊当众奸淫, 有不从者, 用长钉钉其两手于板，仍逼淫之”，致使大量妇女惨死。据《江变纪略》记载, 清兵进攻赣州时, 把从城外掳掠来的妇女均分给各旗, “迭嬲无昼夜”, 十分之七八的妇女被蹂躏致死。《扬州十日记》载, 清兵进入扬州时, “有数卒掳四五个妇人”, 数十清兵进行奸淫，以致“其中一少妇已不能起走矣”。农民起义军进入北京后，开始军令颇严，不久产生享乐思想，纪律变得极为松弛，“贼将各踞巨室, 籍没子女为乐，而兵士塞充巷陌，沿门淫掠。”初入人家时, “曰借锅灶。少焉，曰借床眠。顷之，曰借汝妻女姊妹作伴。”一些妇女被迫到“婆子营”充当妓女，提供性服务，并“置队长，监以贼目，而收其值给军用”。这样的惨剧在江阴、扬州等地都不同程度地发生过。广大妇女除被迫供军队发泄淫威外，有时还被役为守营或苦力。泰安10余万土寇掳掠了宁阳、曲阜、兖州的妇女。“蒙(妇女) 以甲胄，持刀仗，伪男子守营。”清固山额真谭泰围赣州，妇女也被迫荷畚举锸，修筑土城。 即使在战争中幸免于难的妇女，其心灵也留下永远的创伤。为了躲避清军的淫掳，扬州妇女“以血膏体缀发，以煤饰面,形如鬼魅”，甚至藏匿于坟冢之中，“泥首涂足，殆无人形。”残酷的战争甚至扭曲了人的思想与行为, 《淮城纪事》记载: “民间传言李贼一路占闺女, 不要妇人。”于是民间争先恐后为女儿举行婚嫁，以至轿子租价不断飙升。女性在战争中饱受了各种非人的折磨，求死不得求生不能。作为一种冷酷的历史记忆，大量的诗歌展现了战争中女性凄惨心情，《甲申朝事小纪》初编多有记载: “朝云东去暮云西，泪滴残花和作泥”、“三峰一别不知还，玉女愁容锁玉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