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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使女性在肉体与精神上都受到了惨痛的伤害，其权益丧失殆尽。历经劫难的妇女进行了本能的抗争，甚至拿起武器, 勇敢地捍卫自己的权利。 明末清初，社会动荡不安，各种势力较量整合，此消彼长。农民军与明政府展开殊死搏斗，最终推翻明朝统治；满族入关后的攻城掠地，战火蔓延全国各地；南明王朝及各地人民顽强抗清。持续不断的战争，严重破坏社会生产力，极大危害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女性作为社会弱势群体在战争中遭到了残酷的蹂躏。学界对战乱时期女性命运关注较少，本文通过对明季战争中女性受害状况考察，管窥战争给人的身心发展所带来的极度伤害。 明末以来, 频繁的灾荒几乎连年不断。 崇祯年间， 陕西、山西、河南等地爆发了严重的蝗旱灾害。伴随着天灾而来的是人祸的加剧，百姓承担的赋税有增无减,“三饷”加派就是例证。地方恶势力乘机鱼肉百姓，崇祯八年颖州土匪王本仁纠集一二百人，诬蔑砖桥集居民刘世临等为寇，将其妻女侮辱并掠其财物殆尽。地方社会秩序的失控，使贫苦百姓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崇祯十六年河南各地遍布土寇，大者数万，小者数千。无序而混乱的社会，迫使百姓纷纷逃离家园，时人陈子龙描述这一惨况为: “小车班班黄尘晚，夫为推，妇为挽。出门茫然何所之？青青者榆疗我饥，愿得乐土共哺糜。风吹黄蒿，望见垣堵，中有主人当饲汝。叩门无人室无釜，踯躅空巷泪如雨。” 社会动荡不安，使人口急剧下降, 康熙《武安县志》卷18《艺文志》载, 崇祯十四年河南武安县“原编户口10035户,今死绝者8028户；原编人丁20325丁, 今逃死者18450丁。”人口特别是农村青壮劳动力的锐减，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造成全国性粮食价格的骤涨。这在战区表现尤其明显，崇祯十五年农民军包围开封数月，城中粮价高达一斗米十余金，升粟卖至万余钱的天价，能充饥的水草每斤都卖银1两、水中红虫每斤800到3000钱不等、屋上瓦松每斤200至1200钱；《江变纪略》载赣州被围时，一斗米涨到六金，最后即使一斗60金的价格也买不到一粒米； 甚至在边远地带的四川雅州地区，据《客滇述》载顺治四年粮价也高达一斗米十数金。为了生存，人们饥不择食，江南一些地区以黄白土和石屑为食，不几天就因腹胀下坠而死；四川汶川地区出现掘食冢中枯骨的惨剧。 当所有的充饥手段被用尽仍不能解决食物来源时，食人行为开始出现。起初，人们有限度地食用死人肉，将死人肉杂以家禽肉食用。战争时期的食人行为，女性往往是首先被食对象，据《资治通鉴》卷220《唐纪三址六》记载，安史之乱时，叛军围攻雎阳，守将张巡、许远坚守城池，当城中无任何充饥物料时，“巡出爱妾，杀以食之，远亦杀其奴，然后括城中妇人食之，继以男子老弱。”这种先食女人再及男子成为后来战乱时食人的一种范例，女性被食是出于个人自愿还是被迫，我们无法得知。但史料中告诉我们的，往往是女性的主动请缨，如清初李定国围攻广东新会，城中粮尽，守城将士杀人以为食，有近万人被杀充作食粮。有莫氏妇，其公婆将要被食，妇叩头请求代公婆死，被烹杀；又有李氏妇，“守者将食其夫, 妇泣曰: 夫未有子，若杀之，是绝翁姑后，即余亦终无子也。请食我乎？守者烹之而归其夫。” 民国《新会县志·烈女》对此大加褒奖道: “城中屠人以食，此皆女代父，妻代夫，媳代姑者也”。据美国学者郑麒来研究，传统中国人认为，在人肉中，儿童肉最好，其次是妇女，最后才是男人。这一传统看法，可能是女性被首先食用的关键。 到了后来，食人对象已不限于女性，所有人都可能成为被食对象，“惟以杀人为食”。《汴围湿襟录》记载, 汴州被围时，粮草尽绝，家家闭户，白天行人断绝, 有僻巷孤行者, 多被在家强壮者拉而杀之,分肉而食。“居民虑不自保，先将仆婢自杀而啖。”《客滇述》记载，清初四川地区战祸不断，饥馑严重，人刚死倒地，肉立刻会被人割去食用。成都身强力壮者聚集几百人，掠人而食，“若屠羊豕然。”江西赣州被围数月后，食人行为充斥整个城市,以至街道上“非十五成群不敢行”。顺治初年，郑成功包围漳州城达半年之久, 城中粮尽, 杀人为食，“至有妇女群击男子而分食其肉者”。这些惨象随着战火的推进而逐渐蔓延到全国各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