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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以后，中国出现过三个盛世：西汉文景之治、唐代贞观之治、清朝康雍乾盛世。三个盛世都是1000年出一个。康雍乾盛世从17世纪中叶贯穿到18世纪末，长达134年。美国学者肯尼迪在《大国兴衰》中提供了一个数字：“十八世纪中国的工业产量，占世界的32%，全欧洲也才23%。”问题是，盛世最后一年是1795年，鸦片战争爆发是1840年，从世界第一到落后挨打，时间仅隔45年，这太邪门了吧？但另一组数字更加邪门：从康雍乾盛世的1795年，到甲午战败的1894年，不到100年，中国工业产值从占世界32%降低为6%，下落26个百分点！同样的100年，欧洲工业产值从占世界23%提高到62%，上升39个百分点！ 说数字，很没劲，也很轻松。可这两组数字说的是欧洲由微而盛，从此到处打人，中国由强而弱，从此被人欺负。这就不再没劲，也不再轻松，需要探讨原因，以便长点记性。 原来还是那四个字：科教兴国。16世纪，欧洲资产阶级开始青睐科学的力量。他们发现，科学能带来滚滚财富，于是商人和企业主们纷纷把科学当成宠儿，解开钱袋，资助科学学会，发展科学组织，创办科学院。历史的巧合是，康雍乾盛世第一年即1662年，世界上第一个自然科学家的摇篮———英国皇家学会成立，4年后，自然科学巨星牛顿诞生，一大批优秀科学家将英国科学水平提高到世界顶峰。从1660年至1730年，英国科学成果占全世界40%，在科学革命的助动下，英国产业革命开始，以蒸汽机为代表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结合，使大不列颠雄踞世界霸主地位近两个世纪。 在中国历史上，康熙是最好的皇帝，他本人极为热爱科学，却从没有过建立近代科技体制的设想，其最著名的“乙巳开科取仕”，命题仍然是“子击磬于卫”。雍正时代位于盛世中段，“摊丁入亩”和“官绅一体纳粮”是其最大政绩，而他本人真正的爱好是在宫中秘密炼丹，以求长生。雍正盛年暴薨，始终是个谜，但死于丹毒说，有最多的证据。至于乾隆，1773年修《四库全书》，把《天工开物》这部科技杰作逐出书库，因为书中有反清思想，致使该书很长时间失传。康雍乾盛世后的第45个年头，1840年，英国炮舰轰进中国。这一年前后，清政府推行传统农书《授时通考》，而欧洲著名生物遗传学家孟德尔在进行植物杂交实验，发现了生物遗传变异定律。 鸦片战争间歇，大沽谈判，钦差琦善登上英国军舰，对中英军备力量的强弱，有了现场认识。他看到，舰上大炮林立，炮位之下，转轴灵活，火炮发射，随其所向。此外还有火焰船，“内外俱有风轮，中设火池，火乘风起，烟气上熏，轮盘即激水自转，无风无潮，顺水逆水，皆能飞渡。”对于这样的强敌，中国有能力抵抗吗？琦善说“该夷所恃者惟大炮，其所畏者亦惟大炮”。 100年前，中国的西洋火炮制造和应用技术与西方距离不大，有前作《红衣大将军》为证。落后正从康雍乾盛世开始。康熙22年，天下既定，康熙对火炮技术改良便不再重视，黄一农《火炮》载：1715年，地方官员奏陈捐造新型子母炮，分送各营操练，上谕：“子母炮系八旗火器，各省概造，断乎不可！”竟然禁止地方官自行研制新炮以充实武备。其原因是害怕地方部队利用火炮谋反。而恰恰就在康雍乾盛世的一百多年间，西方火炮技术与日俱进，到鸦片战争前夕，已不可同日而语。黄一农先生叹息道：“无怪乎清朝军队在面对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挑战时，毫无招架之力。”战争中，封疆大吏们纷纷向皇帝奏陈火攻破敌舰之法，让世人以为中国人仍生活在“火烧赤壁”的三国时代。 一炮如此，遑论其他。军事科技差距决定了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惨败。茅海建《天朝的崩溃》载：虎门之战，清军250人阵亡，受伤和被俘达千余人，英军仅有5人受轻伤。对此，茅海建先生也叹息道：“战争的现实就是这么冷酷，丝毫也不照顾正义的一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