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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起内讧，是为“不忠”；虐剖母尸，是为“不孝”；强夺厦门，是为“不义”；枉杀郑联，是为“不仁”。 从此，郑成功在郑氏族人心目中的形象大打折扣，丧失了许多来自家族内部的支持。可郑成功却没有从中吸取教训，他秉承了郑芝龙惯有的“一意孤行”的跋扈作风，终于把“水师良将”施琅逼成了自己的死敌。 施琅是一位出类拔萃的将才，拥有极为丰富的海上作战经验。但他个性倔强傲慢，常有恃才放旷之举。作为一军之统帅，郑成功的一大弱点，就在于不能充分地任人器使，不能容忍下级提出截然不同的看法。 1651年元月，郑成功再次倾巢而出，去潮州抢粮。施琅当时就指出厦门兵力薄弱，恐有危险，希望郑帅有所顾及。郑成功听来逆耳，认为施琅有意阻碍自己的战略部署。躁怒之中，他竟解除了施琅的兵权，遣回厦门担任防务，却只分给施琅极少的人马、船只。 后来发生的事,证明了施琅观点的正确。福建清兵主力利用厦门防务空虚的弱点，租用了郑氏家族的其它船只（郑成功做梦都没想到连自己的家族成员都开始帮助清军），偷袭厦门，掠得了郑氏集团二代人做海外贸易，积累下来的巨额财富。施琅赶回厦门后，不顾个人安危，奋勇同清兵作战，可惜寡不敌众，被阻挡在厦门海域。他原以为郑成功回来后，会根据他的表现，恢复他“左先锋”之职。不料，郑成功仅仅赏银二百两了事。施琅失望之极，竟剃光了自己的头发，不愿再见郑成功。 不久，“曾德事件” 爆发了，曾德是郑氏旧将，后被郑成功安排在施琅麾下效力。施琅失势后，曾德见呆在他手下已无发展的机会，就利用与郑氏的旧关系，返回郑成功军营中充当亲随。施琅恨极了郑成功的赏罚不公，又听说曾德弃己投郑，顿时暴跳如雷。他命心腹将曾德秘密捉回，从速斩首，以泄私愤。郑成功闻讯，驰令勿杀。可施琅悍然不顾，促令杀之。曾德原是郑氏将领，虽然一度隶属于施琅，但无论犯法与否，也无论施琅是否已经被解除兵权，他都无权擅杀曾德。由此看来，郑成功的勃然大怒也就可以理解了，他当即拘捕施琅及其父亲、兄弟。可就在当晚，在亲信的帮助下，施琅奇迹般地逃回了大陆。郑成功获悉，怒发冲冠，立即将施琅的父亲、兄弟处斩。施琅得知噩耗，对郑成功恨之入骨，从此死心塌地地效忠清朝。三十年后，正是他，率领清军水师彻底消灭了郑氏军阀势力。 郑成功少年得志，性格刚毅，遇事容易冲动，往往凭“一时之好恶”不计后果地处理问题，缺乏作为一名统帅所必需的全局观。施琅逃逸后，株杀他的父亲与兄弟，就是不智之举。郑氏家族凭海上活动起家，清军又不习海战，因此决不能把杰出的海军将领推向清方怀抱，使清廷得以建立一支足以同郑军相匹敌的水师。一个刚毅的领导与一个要强的下级组合在一起，要发挥出最佳的工作效能，关键就在于领导要有容人之短的肚量，要驾驭得当，用其所长，制其所短。施琅是一个智勇双全的将领，但他将“个人的扬名立万”置于民族大义之上，“士为知己者用”是他终身信奉的准则，恃才放旷是他的个性缺陷，无论在明还是在清，他都表现出“得意时踌踷满志，失意时牢骚满腹”的特点。可他从来没有什么非分之想，从来没有什么政治野心。对于这样的人，只要用才得当，就能使己方如虎添翼。在这一方面，康熙就胜过郑成功，他精通御将之法，对施琅恩威并用，终于使之练就水师，直捣台湾。施琅叛逃之后，其实郑成功尚有挽回其人的时机，只须善待施父与施弟，密信告诫施琅：若能返回厦门则既往不咎。那么即使施琅不愿归来，因为亲人在郑成功手中，他就不敢为清廷效死力。郑氏集团照样可以称霸海上。由此可见，日本浪人的冲动倾向对郑成功成就大事为害之深。 可叹的是，郑成功竟没有意识到自己这种行为是“自断一臂，以肥清敌”的不智之举，他还要一错再错。 1656年3月，又一支西征潮州的船队返回厦门，带回了在潮州抢到的饷银十万两、米十万石。郑成功立即召集文武官员，议处“揭阳丧师”之罪。潮州揭阳一战，由于“左前锋”苏茂轻敌冒进，导致郑军一战损失了四、五千人的败局。郑成功一再坚持，要斩杀苏茂以及援救不及时的黄梧、杜辉。由于众将领反复求情，才改判为斩杀苏茂，重罚杜、黄。 郑成功从严御下，这对拯救“涣散怯懦”的明军是很有必要的，但他的个性过于刚强，往往走极端。众将领认为：苏茂虽败，但其作战勇敢，而且突围而出，理应薄责示警，让他戴罪立功。而郑成功必欲杀之，是因为苏茂私自放走施琅，让郑帅怀恨在心，所以伺机报复。一个屡立战功的人，就因为这点小疵，就让他命赴黄泉，国法何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