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西政权是张献忠起义军建立的政权。张献忠是陕西人，起义后自号西营八大王。（姚雪垠先生小说《李自成》认为张献忠乡土观念强所以部下称西营）崇祯十六年(1643年)张献忠由安徽入湖广，直取省会武昌。攻破武昌后处死楚王朱华奎。这年他在武昌将称号改为大西王，改湖广会城为京城。铸西王之宝印，改武昌府为天授府，改江夏县为上江县。大西中央设六部、五军都督府、京城设五城兵马司。以楚王府为西王府，宫前树起两面大旗，上书“天与人归，招贤纳士”。武昌城九城门也树两大旗，上书“天下安静，威镇八方”。 由于各级政权建立了起来，需要许多知识分子。张献忠为了争取他们为农民政权服务，曾经一再举行开科取士。如在武昌派监军李时华主持考试，录取了二十人为进士，授州县印官（即正官）；四十八人为廪膳生，授府州县佐。六十岁的汉阳人陈珏还中了状元。参加考试的士子相当踊跃。 张献忠还将楚王府的金银散发给饥民，同时扩大自己的军队。经过张献忠的系列安抚及整饬，武汉三镇秩序井然，开始恢复生机。湖广布政司中共有21人州县归附张献忠的大西政权。但张献忠并没有在武昌呆多久，此时李自成也在襄阳称王，与张献忠的矛盾加剧，同时左良玉也准备进攻武昌，张献忠便离开武昌向南进攻，进入湖南，武昌不久便被左良玉攻占。此时的大西政权影响力还相当有限，政权规模也不大。 旧史籍中，关于张献忠占领武昌后的记载，多有诬蔑不实之辞。如《绥寇纪略》说大西军破城之后，将“男子十五以上二十以下录为兵，余连项就戮，贼持刀者腕为脱，乃佯开汉阳门纵之去，门逼水，人嚣呼蹈籍，铁骑围而蹙之江中，自鹦鹉洲达于道士洑，浮胔蚁动，水几不流逾月，人脂厚累寸，鱼鳖不可食”，简直描绘得惨绝人寰。可是，吴伟业在同书的另一个地方却不得不承认：“初，献忠踞武昌，有大志，故于属城不甚残杀。尝题诗黄鹤楼，令其下属和。诈收人心，发金以赈武昌，汉阳难民。”《蜀碧》卷三也说:“献初破武昌,有大志,不甚残杀。”这些话倒是多少透露了一点当时的实际情况。 离开武昌后大西军向南进攻，首先攻下咸宁、蒲圻，八月攻下湖南岳州，八月二十五日攻下长沙，明宗室吉王与惠王逃往衡州。张献忠追到衡州，桂王、吉王与惠王逃窜，张献忠便分兵略地，占领湘赣大部。农民军取得重大胜利是与人民的支持有联系的，张献忠在长沙的檄文就说：“所属州县士民照常乐业，钱粮三年免征。”并将杨嗣昌的家产“房屋尽行烧毁。霸占土田，查还小民”。在衡州“不戮一人”，在常德“不妄杀人，唯宗室无得免者”于是出现了诸如“献忠自湘潭山中拔营向萍乡，士民牛酒迎贼路相属”，“袁州士民俱书‘顺天救民’字于门，造册迎贼”，“峡江邑人执知县以待贼”等情况。 但湘赣也不适宜大西军立足，向东南进军也不容易，在桐城就投奔张献忠的汪兆龄建议“江南未可图”“必先得蜀以为根本”“根本既固，然后北伐，四征天下，不足定也”张献忠采纳了这条建议。 明末的四川正是贪官污吏横行的世界，有史料称：又甚至贪官、污吏、学霸、势绅、市棍、土豪、衙蠹、宦仆，猫鼠固结，鱼肉善良，倾人之家，破人之产，鬻人之子，骗人之财，坏人之功名，害人之性命，淫占人之妻女，拆散人之婚姻。绅矜棍蠹，莫不万亩千楹更锦衣而玉食；乡农佣贩，惟有佃田租屋且啼饥以号寒。又其最甚者，或父子相夷，或兄弟相害，或朋友相杀，或夫妇相伤，或亲戚相残，或宗族相贼。以至积愤不平，抑冤难诉，撼天沮地，泣鬼愁神。怨气结为氛畛，乐土转为恶域。”四川的阶级矛盾异常尖锐，人民掀起了遍布全川的“除五蠹”运动。在这种情况下，崇祯十六年十二月，张献忠向川东门户夔州进发，部队号称六十万。由于明军川东的力量薄弱,大西军轻易攻下万县，四月又从万县出发，以“澄清川狱”为号召直指重庆，六月破重庆，杀明瑞王朱常浩及明朝四川巡抚陈士奇等。七月初四大西军从重庆进攻成都，一路上先行招降牌招降各地，不降才发兵进攻。把顽抗的明军士兵剁去一只手，让他们通告全川各州县：“但能杀王府官吏，封府库以待，则秋毫无犯。由是所至官民自乱，无不破竹下者。” 大西军进展神速，八月已经到达成都，此时成都已经得到北京被李自成攻破的消息，人心浮动“兵懈城守，民怀去志，多携家口辎重日夜出奔，内外一空。其守兵潜遁者，亦以万计”蜀王朱至澎与新任四川巡抚龙文光束手无策，甚至想出了决都江堰以固城防的主意，八月七日张献忠开始攻城，用火药炸开城墙攻入成都，蜀王自杀，很多明朝高级官员被杀，张献忠派兵四出，占领四川大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