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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斩毛文龙后，可说是为大清长驱南下解除了后顾之忧，三个月后就发生了清军兵临京都城下的“己巳之变”——后金约十万精兵绕道蒙古，由喜峰口攻陷遵化，直迫明都；11月18日，满清大军兵临北京城下，北京戒严，中央急调各路勤王军保卫京师。当时的明朝官员看到了袁崇焕杀毛文龙与“己巳之变”之间的关连，候补科阮震亨得知毛文龙的旧部有背叛迹象时，表示不胜忧虑；刘宗周上疏，以为“己巳之变，坐误国者，袁崇焕一人。小人竞修门户之怨，异己者概坐以崇焕党”。之后清军曾先后五度入塞。天聪七年（1633年），毛文龙的部将孔有德、耿仲明人等在登州兵变，明朝派兵四万，围攻山东重镇登莱二州。不久，孔有德、耿仲明率部投降皇太极，成为日后清军强大的武装部队。这可说是袁崇焕杀毛文龙始料未及的后果。毛文龙被杀，既是毛文龙悲剧的结束，也是袁崇焕悲剧的开始。 夏允彝《幸存录》的评论还是比较客观公止的：“（毛）文龙当辽事破坏；之后，从岛中收召辽人，牵制金、复、海、盖（按：指辽东半岛金州、复州；海州、盖州四卫之地），时时袭东，有所斩获，颇有功。但渐骄恣，所上事多浮夸，索饷又过多，朝论多疑而厌之者，以其握重兵，又居海岛中，莫能难也。”袁崇焕杀毛文龙反映了朝论的这种倾向。但是从全局看，毛文龙作为平辽将军的存在，毫无疑问对后金（清）是一大威慑力量，是他们南—卜进关骚扰的后顾主忧，有着不可忽视的战略意义。对此，袁崇焕也不否认：“东江一镇，乃牵制之必资也。” 《明清史料》所收的两个题本最能说明问题。负责监察兵部的兵科都给事中张鹏云说：毛文龙所控制的旅顺附近的金复海盖四州，实为要地，与宁远可以呼吸相通，倘驻兵于此，平时可以壮声势，战时可以探虎穴。兵科给事中宋呜梧也说：兵法讲究犄角以牵制，多方以误之，当后金全师出击时，如能分疲其势，就能使其攻捣徒劳。如能掌控复州盖州以及东江一带，以窥辽沈，尤为全策。都旁敲侧击地肯定了毛文龙及其辖地在牵制后金（清）军队方面的战略作用。 正因为如此，后金（清）方面早就把毛文龙视力眼中钉，对他软硬兼施，但征讨与招降都没有收到什么效果。皇太极无法做到的事，袁崇焕帮他做到了，岂不令亲者痛仇者快吗?毛文龙被杀的直接后果，便是几个月后发生的“己巳之变”——后金军队突破长城边关兵临北京城下。这一事件从反面证明，毛文龙的牵制作用一旦解除，后金（清）就可以肆尢忌惮地长驱南—卜，足以令人深省。 当时的一些官员已经看到了袁崇焕杀乏文龙与“己巳之变”之间的联系。候补科阮震亨在传闻毛文龙部将有背叛迹象时，表示不胜惊忧：弹丸海岛一旦落入敌人之手，足以为明朝大患，扬帆上下，可以无所不攻。兵科给事中陶崇道也以岛兵告变，指责袁崇焕假公济私，毛文龙无罪就戮，为今之计，应当尽快把在京师的毛文龙之子派去安抚。但为时已晚，毛文龙的部将孔有德、耿仲明等在登州哗变，几乎所向披靡，酿成山东大乱。它以一种令人遗憾的方式向人们表明，毛文龙的军队并不像袁崇焕所说只会冒饷不会宁丁仗。不久，孔、耿率部投降皇太极，成为南下攻伐的一支相当有杀伤力的武装。当然，孔、耿的叛变责由自负，但袁崇焕杀毛文龙起到了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作用，则是不可否认的。 孔有德本为毛文龙部曲，袁崇焕诛杀毛文龙后，孔有德率部降清，曾从征朝鲜，又从龙入关。孔有德刚勇剽悍，以平南大将军之职充当清军前驱，横扫大江南北，立下赫赫战功，受封定南王，为清初著名的（四王） 部将之一尚可如此纵横天下，主将毛文龙又是何等英雄，却死于自己人之手，岂不可惜。明不是亡于清，而是亡于不受监督的权力。从中可知，儒家的史书过于溢美袁崇焕了，清兵是十分感谢袁崇焕，袁崇焕阻击过清兵，但是清朝后来却为袁崇焕翻案，可见清兵是对袁爱多恨少，而宣扬毛文龙的《辽海丹忠录》，却一直为清朝的禁书，对于打败过清人祖先的岳飞也一直为清朝所恨，敌人的态度是最好的说明，袁崇焕根本没有儒家历史上所宣扬的那么英雄，而毛文龙才是真正使清兵吃过大亏之人。所以《辽海丹忠录》上记载的毛文龙英雄事迹可能是更接近于真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