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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和支持陈新甲，本是一举多得的事情，崇祯帝却选择了杀陈新甲以维护自己的虚荣。陈新甲的无辜被处死，不仅完全堵死了明清议和之路，也彻底的除灭了还剩留一点的大臣们为皇帝效劳的兴趣，并且，崇祯帝这样的绝情和枉杀也丝毫挽回不了他自己的面子：皇帝在撒谎，朝臣们已经得知了真相，他们又不是傻子。相反，皇帝虚伪残酷的做法倒令他们寒心。 崇祯帝极度的虚伪与不义，在自己和大臣们之间挖出了一道深深的沟壑，每人再敢跟他接近，因为这已经不是“伴君如伴虎”的问题，而是根本“伴不得”的问题。陈新甲死后，朝臣中终于再也没有任事之能人。皇帝咨询再大的事情，群臣们多是“相顾不发一言”，即使发言，也是讲套话，不能献一策，不能定一筹。 这种消极的局面，不能不说是崇祯帝一手造成的。崇祯上任之初，有众多的能臣积极为皇帝办实事，可是他们的下场是什么？罢官是最轻的，被杀，被流放，被迫投敌或与敌硬拼送死。这些皇帝的实际效忠者，反而不如袖手旁观者来得安稳，更不如那些正事做不来，专以指责别人为能事的人更受皇帝宠信。 这样混帐久了，谁还愿为皇帝一心一意的效劳？赏罚倒错，薄情寡义，虚伪残暴，极度漠视臣僚的利益，甚至视大臣生命如草荠，代表大明江山的崇祯皇帝，不仅不再是支撑明朝的官僚集团的利益所在，反而成了他们的利益的祸害：保护他们利益无方，损害他们利益有劲。崇祯帝在处理君臣关系上的昏聩失策，愚蠢的砸毁着自己赖以为君的统治机器。 崇祯帝大错五：猜忌自用，背信弃义，刻毒残忍 在用人方面： 一是用人取向昏聩，轻浮，混乱，而又剧烈摇摆。崇祯帝在位期间，时值乱世，急需任用敢于任事的，能干的办实事的官员，崇祯帝却重用王永光，闵弘学，高捷这样的忌功妒能的空谈之辈，特别是宠信温体仁这样一个一件实事干不成，惯以妒贤忌能中伤为能事之徒为首辅，重用其长达八年之久53，其例在崇祯朝竟空前绝后，可见其用人取向的极度昏聩。在人才选拔方面，他对考察对象，“一言和则加诸膝”54，委以重任，限时责成，稍有失误，则重刑惩杀，以至于“诏狱累累，犯者不绝”。崇祯帝用人的急乱和苛暴，把明朝自嘉靖以来形成的积极任事敌不过消极议论的歪风扇动到极致：一方面大臣们越来越不敢任事；另一方面利用皇帝的刚严苛暴，进谗言打击政敌异己的做法大行其道。崇祯帝用人的严重错误，使他自己成了大臣们内斗中打人的棍子。 崇祯帝因为用人的昏乱，造成了他在调查，考虑极不周全的情况下，他轻率地将明朝选拔任用人才的制度作了许多改动，结果不仅解决不了原有的问题，又衍生出许多新问题，吏治更加混乱。时值国家危难之秋，明朝国家机器不仅发挥不出救急的功能，反而又生出内耗的危机，进一步自损元气。 二是重用没有实际经验的人。崇祯初年，山西造反农民的势力并不强大，农民领袖那时也不可能有大的野心，此时采取招抚政策，如果处理妥当，是完全有可能在早期以较小的代价，化解农民造反的危机于雏形。崇祯帝也采取了招抚的政策，但他却任用杨鹤为招抚事宜的负责人（三边总督）55，力主以招抚解决农民造反危机的杨鹤是文人出身，满腹经纶，座谈论道是一把好手，但是他不会用兵打仗，也没有解决实际政治问题的经验。起初，他虽然招抚了大部分造反农民，但却没有下一步安置措施，以致“招而不抚”。他书生气生气十足的在城楼上设御座，令受招的农民跪拜发誓，然后宣布赦免其死罪，令各归故里，非常的迂腐和荒谬56。因为实际情况是：农民正是在家乡没有饭吃，才聚集起来造反。受“招抚”后依然没有活路，农民必将再次造反。接下来的历史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招抚的越多，造反的越多，“招抚”对农民失去了吸引力，更因其“招而不抚”，是本来是“德治”的招抚措施，反而变成了纵虎归山，养寇为患，大大增加了今后解决问题的难度。 可见，丧失化解农民造反危机的最佳先机，不能不说和崇祯帝重用没有实际经验的人有关。 三是重用自己更本不了解的人，甚至用这些人负责重大的关键性事务。历经洪承畴，卢象升，王家桢及杨嗣昌数年的运筹及围剿，到了1637年，明末造反农民军已濒临绝境，照此惯性下去，这时皇帝即使不问不管，王家桢彻底肃清农民军也只是时间问题。偏偏在这关键的时候，崇祯帝却等不及了，又要换人。收了贿赂的杨嗣昌向皇帝举荐两广总督熊文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