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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宜倡自10万至5万，协力设处，以备缓急。”周奎说：“老臣安得多金？”徐高一边哭，一边哀求，周奎还是那两个字：“没有。”后来勉强捐了1万两。太监王之心最富，崇祯帝面谕劝捐，王之心捐了1万两。 大敌当前，这样的做法无异于自乱人心。这是崇祯帝走的最后一步蠢着。面临迫在眉睫的危机，为凝聚人心，崇祯帝决不能再逼大臣们要钱，而应挺身而出，果决慷慨地将皇家的钱拿出来奖励士气，安抚臣下。如果他那样做，充分的调动起北京的人心和士气，凭借北京高大坚固的城墙和西洋大炮，守住北京城，等到吴三桂援军，以扭转战局，或许还有一线希望。事实上，李自成之攻取北京，使得自于明朝官员的献城。同样是北京保卫战，抵御满清时打得英勇顽强，遭遇李自成时却没有像样的战斗，这不能不说与崇祯帝的政策失误有关。 崇祯帝的劝捐引来一片怨声。大臣们纷纷的离弃了他，一些人投向李自成，平日里他最倚重的太监，几乎全部背叛了他。有的太监题诗墙壁，称“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 有的太监甚至给农民军通风报信，另谋明主。奉命戴罪守城的太监曹化淳还阴阳怪气地说：“(魏)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49直指崇祯帝连魏忠贤都不如，是将大明弄到亡国地步的罪魁祸首。朱由检传谕收葬魏忠贤遗骸，曹化淳并不领情，暗地里却串通来日开门投降。国舅周奎，甚至不让皇帝进自己家。崇祯帝可谓是众叛亲离。 这时候他再把自己的钱拿出来，什么都来不及了。己所不欲，强施于人，崇祯帝在处理君臣关系上的严重错误，使得他的最后自救变成了一场自我毁弃，皇帝自己一手把明朝灭亡的时间表，提前而又提前。 崇祯帝之无大德，表现之二：极度地虚荣诿过，为臣下的一点非原则性的过失严惩狠杀，一再上演自毁臂膀的蠢剧。 其中，最典型的是他枉杀陈新甲的事件。 陈新甲是崇祯帝在位期间，最后一位能干的，敢于任事的重臣。他颇有眼光，清醒的看到与满清议和是明朝最好的出路，因此力主议和，并积极的为皇帝着手议和之事。崇祯帝不管情愿不情愿，自松锦之战大败以后，明朝已无力对清用兵已成事实，因此不但同意议和，表现得比陈新甲还着急。 崇祯十五年，洪承畴于所统大军全军覆没后投降满清。松山、锦州失守。崇祯便想和满清议和，以便专心对付李自成、张献忠军。兵部尚书陈新甲更明白无力两线作战，暗中与皇帝筹划对满清讲和。陈新甲在外交上颇为能干，他很快设法活动到了皇太极那里，并且得到了皇太极的信任和积极回应。然而，崇祯和陈新甲不断商议，朝中其他大臣听到了风声，便纷纷上奏，反对和议。崇祯矢口不认，说根本没有议和的事，你们反对甚么？崇祯每次亲笔写手诏给陈新甲，总是郑重警诫：这是天大机密，千万不可泄漏而让群臣知道了。该年八月，崇祯派亲信又送一道亲笔诏书去给陈新甲，催他尽快设法和满清议和。陈新甲出外办事去了，不在家，那人便将皇帝的密诏留在他书房中的几上而去。陈新甲的家童误以为是普通的《塘报》(各省派员在京所抄录的一般性上谕与奏章，称为《塘报》)，拿出去交给各省驻京办事处传抄。这样一来，皇帝暗中在主持和议的事就公开了出来，群臣拿到了证据，登时哗然，立刻上奏章反对。皇帝再也无法抵赖，恼怒之极，下诏要陈新甲解释，责问他为甚么主张议和，罪大恶极之至。 至此，崇祯帝内心的极度虚荣虚伪仍至阴暗暴露无遗。作为大明君主，他既要和清议和，又不为议和愿承担半点责任。两国议和，一国的君主不承担责任，这算得什么议和？在崇祯帝这种极度虚荣诿过的做法下，作为办事的大臣陈新甲，议和不成功要负罪责，即使议和成功，也难免被崇祯帝诿过于身，杀人灭口。哪有这样混帐的道理？接下来，陈新甲不服（完全可以理解），他的声辩书中引述了不少皇帝手诏中的句子，证明这是出于皇上的圣意。崇祯更失面子，老羞成怒，下旨：陈新甲着即斩决。理由是流寇破城，害死皇帝的亲藩，兵部尚书应负全责。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陈新甲并非故意泄密。本来，崇祯帝在议和之前，对可能发生的泄密，应该拟定应对之策。更重要的是，即使泄密发生，也不是事关成败的大问题，这时候皇帝只要挺身而出，以君主的专制权力，完全可以把那些糊涂迂腐虚伪的官员们的指责打压下去，成功实现对清议和，力挽明朝于狂澜之中，这，并非不可能。同时，保护了为自己办实事的官员，这种言而有信，言行不悖，以一贯之的作风，又可以挽回自己的威信，大大鼓励朝臣中积极任事之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