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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又是这个崇祯帝，在农民军势穷时，彻底招抚无方；在农民军势盛时，又死硬不与之和解。崇祯十一年，张献忠部在杨嗣昌，王家祯指挥的围剿下，面临绝境，被迫在谷城投降，同期，罗汝才部也在房县投降40。但是，崇祯帝接下来的所为表明，他完全没有全局观念：第一，他没有表现出对张献忠等人投降的非真诚性的警惕和防范。当时张献忠等人在明军的重围之中，已成瓮中之鳖，明摆着投降是出于不得已，这时候若坚决解除其武装，张献忠等人要想活命，只能束手就范。对浅显的形势缺乏判断力，坐失彻底解决问题的良机，此反映出崇祯帝能力的严重缺陷； 第二，他没能抓住农民军投降的时机，提出并强力督促有关人员施行一套有效安置投降农民军的方案。在当时情况下，将他们打散编入别的明军，或使其出关与满清作战，以断绝他们重新为盗的机会，都是好办法。在此关键时刻，崇祯帝却听任当时的五省军务总理熊文灿，愚蠢地让张献忠，罗汝才部就地屯田，反而让其积蓄了更大力量，获取了降而复叛的大好条件。张献忠虽然没有投降的诚心，却也毫无要夺崇祯帝帝位，江山的表现，只要崇祯承认其既得利益与地盘，他是没有抱负兴兵继续”犯上”的。这表现在，1644年，张献忠最得势的时候，也只是杀进四川，然后关起门当他那"大西国"皇帝，直至清兵前来夺他的地盘时，他才着忙起来。李自成莫不如此，他虽然没有真投降过，但在他势力最强盛的时期，仍然向崇祯帝提出和谈，并没有以夺取大明江山为目标。可见其和谈的真心实意。 这很可能是因为：由于上千年的儒家影响，当时的农民造反领袖(特别是李自成)也是皇权主义者，认为皇帝是好的，国家之所以败坏是因为皇帝身边的奸臣，而且，李自成等人对担当"乱臣贼子"的名声有所顾忌。 或许是出于这个原因，李自成表现出了强烈的和谈意向：在完全有实力的情况下，他宁愿崇祯帝承认他的合法地位，也不愿夺取崇祯帝的皇位。 因此，即使在镇压农民起义满盘皆输，李自成数十万大军兵围北京的最后关头，崇祯帝仍然有机会享受优惠的和谈条件，为自己和大明王朝换来一条生路(他的运气其实是不错的)。1644年老历三月十七日，北京城守军已经纷纷投降，此时李自成派太监杜勋向崇祯帝提出了和谈的条件41，条件如下：明朝封李自成为王，赐银100万两，承认陕西和山西为其封国；李自成则负责平定国内其他起义军，并为明朝抗击满清，保卫辽东。 应该说，这些条件是非常宽大和优厚的，因为当时，崇祯帝不仅已经没有任何同李自成讨价还价的实力，其身家性命都在李自成掌握之下。 李自成在易如反掌的情况下，既不逼崇祯帝退位，也不模仿曹操，变其为傀儡，"挟天子以令诸侯"，其一百万两银子的经济要求，也完全在崇祯帝的支付能力之内。 虽然，对陕西和山西的封地要求会损害崇祯帝的统治权威和税收，但这与一旦和解带来全局利益相比，实在是微小的代价。 很明显，一旦崇祯帝接受条件，局势将会迅速地向着对明朝有利的方向转折。以李自成的精明强干和其新兴势力的朝气来看，他完全有能力取代明朝贪官污吏治理好陕西山西两省，从农民军在清军入关以后的表现来看，李自成部远比明朝官兵更具民族气节和血性，若能达成和解，李自成肯定愿意调派农民军和物资全力支持崇祯帝的抗清事业，减轻明廷孤身抗战的负担：辽西重镇的兵力得到增强，清军若从西线偷越长城犯境，则会遭遇"人民战争"，满清"入主中原"因是会困难重重，前景暗淡。 由于在落难时曾遭遇张献忠暗杀42，李自成对对张绝不会有什么好感，因此，如果能够得到崇祯帝的授王封地，李自成肯定会调转头来对付张献忠势力，夺取张献忠占据的富庶的"天府之国"，大大增强自己的实力，顺便报仇；从表现来看，张献忠是一个只有匪盗能力，没有建国能力的下三烂的造反者，其谋略，品行，所部的组织，作风和战斗力，比起李自成都等而下之；张，李二人曾经共患难多年；最了解张献忠的，莫过于李自成，因此，对于李自成的围剿，老张肯定不会有蒙骗明军那般容易了，李自成又有着代表官方的心理优势，还有官军的配合……总之，李自成对付张献忠，最可能的结果是：李自成攻取四川，张献忠势力或灭或逃，其道大衰，明廷又除去一心头大患…接下来的局势就难料了，或李自成势力日渐坐坐大，其后人仍有可能废除明朝皇帝；或明朝逐渐中兴，撤李自成后人的藩……不管怎么说，和解将使局势向着明朝延续，向着华夏国家独立发展，向着不利于落后野蛮民族满洲的征服的方向发展，是显而易见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