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呜呼！要毁灭明朝，有哪一种势力要比明朝皇帝自己要来得更高效和容易呢！？清朝的开国第一功臣，其实不是吴三桂，而是大明朝崇祯皇帝。这是令人难以置信而又千真万确的事实！ 冥冥之中难道真有天意吗？ 这个诡异得令中国旧史学家痛惜，尴尬，困惑的崇祯帝，就像是上帝专门派来毁灭明朝的用人。 真的好像符合那句： “明非亡于清，乃亡于天！”（李定国语） 实际上，满清没有实力消灭明朝，其能入主中原，完全是时机的偶然因素，就连清统治者都承认，一统汉人江山是一个意外。努尔哈赤的最高目标是恢复昔年大金国的版图；皇太极的目标更实际些，只要明朝承认其在关外的统治；要不是洪承畴的极力怂恿，多尔衮根本没有“一统天下”的野心；就是在占据明朝大半壁江山之后，满族统治者对长久占天下依然信心不足，顺治帝就告诫统治集团：实在不行，从哪里来，回哪里去。雍正帝在其《大义觉迷录》中干脆直言：能入主中原是因为“得其时” 的确，历史不能改写。但历史真不能假设吗？如果历史不能假设，历史学将丧失探索思辨的空间，历史将丧失现实意义，蜕缩成为考据而考据的狭窄学科，“以史为鉴”将成为一句空话。“历史不能假设”论实际上是否定人文科学上的独立思考探索的一个重大谬论，具有深远的危害性和流毒性。 上文已竟说了，崇祯帝是明朝灭亡的主要责任人，但是如果把明朝的灭亡全部归结于崇祯帝的弱点和错误，而不去查看崇祯帝背后及其身处的历史环境存在的深重的负面因素，则是不全面和肤浅的。事实上，这些因素极大地诱发了崇祯帝的错误，并强化了其弱点。 首先，反理性的舆论环境，给崇祯帝作出正确的选择造成了困难。 而这种反理性的舆论环境，是历史形成的。明朝之前的宋朝，接连受到北方强悍异族政权的严重威胁，为了生存，被迫多次采取向北方外族政权低姿态求和的策略。求和的屈辱屈辱极大地刺伤了汉民族的民族自尊心。但是，汉民族的主流知识群体并没能从宋朝的丧权辱国上正确地吸取教训。他们没有看到，或者没有重视，自废武功的军事体制，才是使宋朝（特别是北宋）在外族面前被动挨打的主要原因；相反，他们却全盘否定宋朝的议和做法－这一在不利形势下的明智做法，而将将宋朝的屈辱全部归罪于统治者的软弱。 到了明朝，由于朱熹理学的盛行，这种愤老愤青式的反理性历史观发展到极端，依理学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类标准，一切妥协都是“失节”的奇耻大辱，与敌人议和当然成了十恶不赦的汉奸卖国贼行为。在这种反理性的舆论氛围下，提出与满清（后金）议和，难免被扣上“昏君”，“奸臣”，甚至“汉奸”，“国贼”，“秦桧第二”的臭帽子，确实要承受相当大的舆论压力（明廷不像清廷那样绝无言论自由，言官有很大的言论空间）。 崇祯帝的一些重大的错误决策，就是抗不住这样的压力所致。1639年，清军又一次大规模入塞，明朝损失惨重，这时候管内的农民军势力日益坐大，明朝又没有了袁崇焕，孙承宗，根本无力防备清军入关，崇祯帝也意识到了这个无奈的现实，他暗中同意杨嗣昌的议和主张，但仅因卢象升的当廷一句“陛下命臣督师，臣只知战斗而已！”，就闷闷不乐辨称：根本就没有议和之事，所谓的议和只不过是外廷的议论罢了76。崇祯帝不敢再提议和的事，显然是害怕舆论损害他的君主形象。 1644年正月，李自成统帅大军由西安向北京进军，所向披靡，这时候崇祯帝有充裕的时间“南巡”，他也没有蠢到这时候还看不出“南巡”是他的一条好出路，已经动了心，但是他却暗示大学士陈演等人奏请“南巡”，显然是害怕落得个“偏安”之君的坏名声（结果没有弄成，因为他一贯的虚荣苛暴，陈演等人怕当替罪羊，就是不“奏请”）77。直至李自成兵围北京，破城在即的关头，崇祯帝已经无路可走，无论是从维护明朝出发，还是从从求生的本能出发，他当然愿意接受李自成提出的议和条件，但还是因为不愿担当“偏安之君”的名声，又想要大臣魏德藻承担责任，结果把事情彻底弄黄了。 可见，崇祯帝在意当时的舆论大到了抛弃理性的地步。另一方面也反映，明末时这种儒家理学反理性的舆论环境是非常的强大，连皇帝的“明君”判断，也要依它的标准而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