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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元军就此班师回去，到也不算失败，顶多是打个平手，但天有不测风云，就在忻都决定班师的前一天晚上，博多湾出现了罕见的台风暴雨。 日本群岛四面环海，除东北部沿海外，均被来自热带太平洋的暖流所环绕，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黑潮，气候形成较温和潮湿的海洋性季风气候。在每年八、九、十月间，日本西部和南部常遭台风袭击；博多湾恰好正位于台风的袭击区内，恰好就在元军准备回国的最后时刻，台风也恰好赶到了。 由于不熟悉地形，元军停泊在博多湾口的舰队一片混乱，不是互相碰撞而翻，就是被大浪打沉；午夜后，台风渐停，但暴雨又降，加上漆黑一片，落海的兵卒根本无法相救。忻都怕日军乘机来袭，下令冒雨撤军回国。此役，元军死亡兵卒达一万三千五百人。日本史书则称之为“文水之役”。 第二天即二十二日早，日军在大宰府水城列阵，但不见元军进攻，派出侦察人员始知博多海面已无元军船只，元军撤退了。日本朝野对突如其来的台风赶走元军十分惊喜，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拜神的活动，称为“神风”。此后“神风”陪伴了日本人六百七十多年，直到公元一九四五年。 ◆第二次东征日本——忻都抢功，破坏作战计划 “文水之役”后，日本镰仓幕府吸取了教训，懂得以往的计划并不符合实际情况，必须从新整顿军备，巩固国防。北条时宗增强了本州岛西部的兵力，然后开始在博多湾沿岸建造石坝垒座作为反抗元军进攻的防御工事。石坝西起今津，东至箱崎，坝高约五、六尺，厚约一丈，沿自然地形长达二十余公里。这个工程由大宰少贰藤原经资负责建造，凡在镇西领有土地的武士，按其领地面积多少，分担筑坝的任务。该工程费时五年，直到弘安三年（公元一二八○年）方始完工。这个石坝在元军第二次进攻的防卫战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今天，在今津一带尚有抗元石垒的遗迹，这里早已成了福冈市的一个著名旅游景点，大概很多中国人也去过吧，为发展日本的旅游事业作了不少贡献。 幕府在加强镇西防务力量的同时，在建治元年（公元一二七五年）十一月，下达“异国征伐令”，准备入侵高丽。命大宰府少贰藤原经资准备船只和水手，并动员镇西和中国西部的武士参加出征部队。原定于建治二年（公元一二七六年）三月准备齐妥，即刻出发，但届时幕府并未下令出征，而是将动员起来的武士用于修筑石坝，以加快石坝的进度。不过，既然幕府以出征高丽作为动员武士的借口，尽管部队没有出征，已有部分武士未经幕府批准，即自行侵扰高丽南部沿海。为此高丽王呈请忽必烈迅速进攻日本，以解本国受日本扰边之苦。 元世祖忽必烈第一次派遣元军进攻日本的目的，在于威吓日本，使其迅速通好，尚无灭日的决心。忻都等元军统帅利用忽必烈的这种想法，巧妙地掩饰了遭风败退的事情，以“入其国败之”的战绩，上报世祖。忽必烈信以为真，认为日军在元军的打击下，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必将立刻与元通好。因此，大赏征日有功将士，同时决定派出礼部侍郎杜世忠、兵部郎中何文著等，携带国书出使日本，以求通好。四月，元使杜世忠一行绕过大宰府，直抵长门室津（今天日本本州西南沿海山口县），企图顺利地闯过关卡，到达京都或镰仓。但长门守护却将元使杜世忠等人押送大宰府，然后上报幕府。北条时宗得到此消息后，立命将元使送至镰仓。 九月七日，刚愎自用的北条时宗，既无接受国书，也不考虑其他后果，下令将元使杜世忠一行三十余人斩首于镰仓龙口，只放逐了四名高丽船员。因此，元使被杀的消息并没有立刻传入元都。 至元十六年（公元一二七九年），南宋灭亡，元统一中国。这是忽必烈注意到杜世忠等尚无消息。南宋降将范文虎奏请以个人名义写信给日本政府，请求通好。范文虎的使者周福，在同年六月入日，八月被杀于大宰府。忽必烈要求通好的努力毫无结果，迫使他下了征服日本的决心。同年，忽必烈任命忻都和洪茶丘为第二次征日的元军统帅，同时命令高丽王再次造舰九百艘。至元十七年（公元一二八○年），杜世忠被杀的消息传来，忽必烈征日决心始定，遂着手建立海军。 忽必烈命范文虎去江南收集张世杰旧部及其他自愿从军者计十万人，战船三千五百艘，组成江南军，由范文虎统帅，从庆元（今浙江宁波）起航，跨海东征日本。这一路军队的派出，很大程度是由于南宋灭亡后处理投降兵卒的需要。另一方面，另命洪茶丘至东北，招募沈阳、开原等地自愿从军者三千，归洪茶丘统领。忻都仍统领蒙族军。又任命高丽将领金方庆为征东都元帅，统帅高丽军一万、水手一万五千，战船九百艘，军粮十万石。三军合计近四万人，组成东路军，取道高丽东征日本。军事部署完成后，忽必烈于至元十八年（公元一二八一年）正月，召集两路征东军统帅会议，并任命宿将阿刺罕为两路军总指挥。会议确定，两路军各自择日出发，于六月十五日至壹岐岛会师。同时，忽必烈命令各船携带农具，以备占领九州后做囤田之用。由此可知，忽必烈征服日本之心甚坚，并作了长期征战的打算。 至元十八年（公元一二八一年）初，元世祖忽必烈征日军事部署已经基本完成，即将择日下令出征。恰值此时，高丽王上书朝廷称日本武士犯边。于是，元世祖下令征日大军出发。五月三日，元军东路征日军进攻对马岛的世界村（上岛佐贺浦）、大明浦，守岛日军奋勇抵抗，但因重寡悬殊，全部战死。元军占领对马岛后，不顾忽必烈的指示，大肆杀掠。五月二十六日，东路大军进入隐歧岛。元军占领隐歧岛后，理应按忽必烈在军议会上的指示，在此等待江南军。但是，忻都自恃有上次战争的经验，且兵力多于上次，尤其是出于对于南宋降将蔑视的心态，恐怕江南军抢占首功，因而在没有对日军的防御措施进行侦察的情况下，贸然率军自隐歧岛出发，驶向博多湾。 这里有必要作出解释。在有些资料中，称江南军和东路军的会师地点是壹歧岛，而在有的历史资料中，则说是隐歧岛；对于东路军先行攻占的岛屿，壹歧岛还是隐歧岛也争论不清，更有人将二者混为一谈。实际上，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地点。壹歧岛属于今天的长崎县，在九州的西南；而隐歧岛则属于本州中国地区的岛根县，在九州的北面。从第一次东征的情况看，元军过对马海峡，占领壹歧岛，逼近肥前沿海，说明这个壹歧岛就是今天长崎县的壹歧岛，而由于这里离陆地近，登陆比较容易，再加上第一次东征元军又占领过，因此第二次东征很可能就把两军的会师地点放在这里；而忻都在第二次东征中先占领的岛屿，很可能是隐歧岛，在骚扰了日本的长门（今山口县）和九州北部后，才南下赶往壹歧岛与江南军会师，这也符合东路军的进军路线。当然，也可能忻都并未攻占隐歧岛，而是直接进攻了壹歧岛，然后又由此北上进攻博多湾，这也比较符合常规上习惯。笔者很难从这两种可能中作出取舍，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会师的地点应该是壹歧岛。 六月六日，东路军舰队出现在博多湾附近海面。与此同时，忻都还派出一只小型舰队，前往长门海域，以牵制长门的守军，使其不敢救援大宰府。元军进攻长门的消息，震惊了镰仓幕府和京都。民心不稳，舆论惊慌，以致市中无米，民有饥色。谣言一个接着一个地传来：“元军占领九州、元军已从东海、北海入侵等等”。朝廷的公卿大臣尤为恐慌，在朝议中甚至有人主张迅速将朝廷迁往关东，招募武士浪人守卫京都等。后宇多天皇亲临神宫祈祷七昼夜，龟山上皇在清水神社祈祷，又派人去伊势神宫祝词：愿以身代国难。各王公大臣纷纷向寺、社献币、写经、诵经。 北九州镇西守护所得知元军进攻对马、隐歧后，在镇西奉行少贰藤原经资率领下的守护部队立即进入沿海石坝阵地，严阵以待。总指挥仍为藤原经资，大友赖泰作副手，在他们领导下，有藤原领导的“三前二岛”的御家人武士部队、大友的丰后武士部队、筑后守护北条宗政、肥后守护安达成宗的、以及岛津久经所率领的萨摩、大隅、日向三地的守护武士部队。参加第一线的战斗人员大约有四万余人，连藤原经资的父亲、八十四岁的入道觉惠都积极地参战。此外，四国和中国地方部分御家人和武士，参加了九州的战争，宇都宫贞纲率领约六万中国地方的武士部队，作为增援军在必要时将前往筑前。 元军舰队驶进博多湾才发觉，沿海滩头筑有石坝，登陆战的实施困难很大。忻都派出小股部队，侦察终日，始知志贺岛和能古岛防御薄弱，未筑石坝，遂命令舰队靠近志贺岛下锚。元军第一次攻入博多湾，是以突然袭击而得手的，第二次攻入侦察终日未能登陆，为日军防御赢得了整整一天时间，已不再是突袭而是强攻了。 六月六日夜幕降临时，熟习近海作战的松浦党御家人草野次郎经永，率少数部下分乘两小舟偷袭元军，是、纵火焚船，乘元军慌乱之际斩首二十一级。这一果敢行动引诱其他武士效法，偷袭元军彻夜不断。元军为预防偷袭，将大船调于外围，日本船小难以正面冲击。偷袭者至，元军以石、矢投射，日本武士的小船非碎即穿，损失逐渐增加。日军统帅藤原经资下令，若无命令不准进行偷袭。 七日晨，由洪茶丘所率元军登陆占领志贺岛，与元海军形成犄角之势，扩大了占领区。在博多湾的南侧，有一条狭长的半岛，在半岛的西北角，隔着一泓碧水，竦峙着一座小山那便是志贺岛。八日和九日，元日两军的陆战，就集中于这个狭长的岛屿之上。志贺岛在海潮退时，露出海滩直通陆地，元军试图从海滩突破，进攻博多守军后路。因此杀争夺战相当激烈。据《张成墓碑铭》记载： “八日贼遵路复来。君率缠弓弩，先登岸迎敌，夺占其要，贼弗能前。日贼军复集，又返败之。明日倭大会兵来战，君统所部，入阵奋战，贼不能支，杀伤过众，贼败之。” 战斗越来越激烈，高丽军也投入了这场争夺战。日军副指挥大友赖泰之子大友贞亲亲率日军突入，击退元军和高丽军，恰遇洪茶丘。幸亏王姓万户长率军抢救，战退日军，洪茶丘方免于难。九日，日军又发起进攻。在这狭长的滩头阵地，元军不能发挥其所长，恰好适应了日本武士一人一骑的战斗方式，因而元军伤亡很大。据日本史书记载，元军被杀千余人。战斗进行到六月十三日，元军未能前进一步。这时正值六月（公历七月）盛夏，长期船上生活和战斗，蔬菜、饮水供应困难，疫病不断发生，病死者已达三千余人。元军处境不妙，抢占博多湾的计划已难以实现。因此，忻都等决定，于六月十五日率军撤离了志贺岛，驶向壹歧岛，与江南军会师。 血战之后的志贺岛，却并未平静；相隔五百零三年后，也就是清乾隆四十九年（公元一七八四年），志贺岛的一位名叫甚兵卫的普通农民在不经意中，却发现了一枚价值连城的国宝——中国汉光武帝赐给日本当时倭国国王的“汉委奴国王”金印！不知道这是否又是个巧合呢？金印现存大濠公园内的福冈市美术馆。印形四方，宽二点三厘米，厚零点八厘米，上部把手是近乎蛇形的雕刻，全部重量为一百零八克。印面文字系阴文篆书体“汉委奴国王”五个字，分成三行：第一行为“汉”字，第二行为“委奴”，第三行为“国王”。字体刚健朴厚，颇有汉代刀法遗风。现在的志贺岛与半岛筑堤相连，也因那里的“金印公园”而名闻遐迩了。 ◆第二次东征日本——又遇神风 江南军亦未按时到达指定会师地点。 五月，征日行省侦知，靠近大宰府的平户岛守军皆调至大宰府，应以该岛作为两路军的会师地点。忽必烈将此情报通知两路军统帅阿刺罕，由他做出决定。阿刺罕作出两路军会师平户岛的决定后，在六月初病死。忽必烈任命阿塔海代替阿刺罕职，由于人事更动，致使范文虎江南军未能按期出发。范文虎于六月初已派出先遣舰队去壹歧与东路军联系，不幸这只舰队误至对马，然后始至壹歧。九州日本守军知道江南军（尚不知是先遣军）至壹歧岛，总指挥藤原经资率一部分军队进攻壹歧。六月二十九日和七月二日，激战二日日军不敌，退走。 范文虎因先遣舰队已经出发不宜久等，遂在阿塔海未到任的情况下，命江南军于六月十八日分批开航。阿塔海于六月二十六日到庆元，这时江南军已全部离港，所以阿塔海未能参与江南军的指挥工作。此时军中无主，身为江南军指挥的范文虎便借机暗中操纵手下亲信，使他们推举他为两军主帅。 范文虎青玉押，方形，虎钮，高二点七厘米，边长三点五厘米，虎作卧状，俯首盘尾，两目平视，作捕食姿势，形象逼真，一九五六年安徽安庆棋盘山范文虎墓出土，现藏安徽省博物馆。 范文虎其人，是个志大才疏的庸碌之辈。他原为南宋将领，是当时南宋权臣贾似道的女婿，当蒙宋襄阳攻坚战打的最激烈的时候，曾先后两次率领南宋军援襄，但均遭惨败；咸淳八年（一二七二年）春，范文虎为保存实力，坐视南宋京湖制置大使李庭芝部下总管张顺、路分钤辖张贵陷入苦战而不救，致使“二张”所部全军覆灭。范文虎投降蒙古后，对自己原来的同胞又变得异常凶残，在元将伯颜攻占南宋国都临安（今浙江杭州）之战时，担任东路水军先锋，率先攻占盐官县（今浙江海宁市），切断临安宋军的逃跑之路，为元朝立下大功。 据说当元人进入南宋都城杭州后，南宋朝廷宗庙被洗劫一空。当时有个姓金的，世代为伶官，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一天，金某在路上遇见左丞范文虎。范文虎在宋朝为殿帅时，就与金某熟识。他见了金某说：“过几天朝廷举行宴会，你来献技，不愁没有吃穿。”后来金某如期前往，在宴会上表演优戏，插科打诨说：“某寺里有座大钟，但一连几天，寺奴都不敢敲这口钟。主僧询问原因，寺奴说：‘近来钟楼上有位巨神，样子很怪，我不敢上楼。’主僧连忙去看。那巨神见了主僧，立刻倒身下拜。主僧问：‘你是何神？’巨神答道：‘钟神。’主僧反问道：‘你既是钟神（忠臣），为何还下拜？’”以此来讽刺范文虎。 江南军在七月底全军进入指定阵地，范文虎与东路军会师之前，所属各部尚未与日本作战。会师后，除部分军队驻守平户岛外，其余全部元军于七月二十七日开往屯鹰岛。元军先头部队遭到日军舰队的截击，战斗进行了一天一夜，直到天明，日军才撤退。范文虎与忻都等相议，“欲先攻大宰府，迟疑不发”。两路大军会师后，军势大振，本应立即进攻大宰府，之所以迟疑不决，其一是因为各路指挥官内部矛盾重重，洪茶丘与高丽军统帅金方庆仇怨甚深，范文虎又被诸将所轻视，结果意见分歧，指挥难以协调；其二大概是看到了台风到来的前兆，《元史》中记载当时“见山影浮波，疑暗礁在海口，会青髯见于水上，海水作硫磺气”，元军两路统帅均无航海常识，见台风前兆不知躲避，如果当时退到平户、壹歧、对马或高丽，尚可保全。由于在海上迟疑了一天，遂导致全军覆没。 八月一日，台风袭来，元军船毁人溺。《元史通俗演义中》记载： “俄觉天昏地黑，四面阴霾，那车轮般的旋风，从海面腾起，顿时白浪翻腾，啸声大作。各舟荡摇无主，一班舵工水手，齐声呼噪，舟内的将士，东倒西歪，有眩晕的，有呕吐的，就是轻举妄动的范文虎，也觉支持不定。当下各舟乱驶，随风飘漾，万户厉德彪，招讨王国佐，水手总管陆文政等，统是逃命要紧，不管甚么军令，竟带着兵船数十艘，乘风自去。” 元军师丧大半，江南军张僖所部和也速都儿所部，因见天气恶劣，夜里停泊时，命将战舰各去五十步下锚，因而避免了台风袭击时各舰船互相碰撞，所以损失极小。台风过后，张僖和也速都儿即乘船各处搭救元军将士。江南军总指挥范文虎旗舰破碎沉没，抱船板漂流海上，被张僖所救。张僖立即向范文虎建议，江南士卒未溺死者尚有半数，且皆为青壮战士，可以重整旗鼓进行战斗，利用船坏后将士没有退路义无反顾的心理，强行登陆，因粮于敌，扩大战果。从当时形势来看，这个建议是可行的，但是，刚刚脱险的范文虎已经被台风夺去了斗志，坚持要立刻回师。他对张僖说：“还师之罪，我辈当之，公不与也。”（张僖只得分船于范文虎，收集残卒共同班师。这时平户岛尚有被救起的四千军卒无船可乘，范文虎竟然命令弃之不顾。张僖不忍，将船上战马弃于岛上，载四千军卒回国。 范文虎回国后，被遗留在日本海岛上的元军士卒，大部分被日军杀害。据至元十九年（公元一二八二年），从日本逃回的士卒反映，被遗留在各岛的元军士卒约三万人。因将领皆走，众人推举张姓百户长为帅，组织伐木为舟，伺机回国。八月七日，日军乘船逐岛搜捕，约三万元军除一部分被俘外，其余战死。九日，日军将被俘元军带至八角岛，从中选出新归附的南宋人和工匠、农民留作奴隶，其余尽杀之。被幕府留做奴隶的人中，有部分人如莫青、吴万五以及江南把总沈聪等得以逃回。 第二次东征日本的战争和第一次一样，最终也因遭遇台风而失败。蔡东藩所著《元史演义》中记载，江南军十万之众，“有两、三万人丧身刃下，有两、三万人溺毙海中，还有两、三万人，作日本俘囚。日本问是蒙古兵、高丽兵，尽行杀死。惟赦江南人万余名，令作奴隶，后来逃还中国，只有三人”。这条记载明显失实。据现有史料可知，元军两路大军的损失轻重不一。东路大军中高丽士卒和水手共两万七千余人，台风后归国者约一万九千余人，损失约七千余人，不到总数的三分之一。如果减去战死和死于疫病者，则溺于台风的人数还要减少。由高丽水手驾船的蒙、汉军队的损失亦可按此类推。所以，年过五十六岁的百户长张成，能够在元日战争中得以生还，并留下一块记述元日战争的墓碑铭，就不足为奇了。相反，江南军的损失比较惨重，只有张僖和也速都儿部得以全军返还，其余各部均损失惨重。据张僖的估计，台风过后尚有半数军兵尚在，即五万人左右，回师时范文虎抛弃了一些，因而“士卒十丧六、七”的估计是可信的。元世祖忽必烈准备数年的攻日战争，因用人不当，以致江南大军十万之众，三千五百艘战舰，不见一阵，丧师而还。 后来忽必烈决心再度东征日本，开始建造大船、训练海军和培训水手。从至元二十年（公元一二八三年）、二十三年（公元一二八四年）、二十五年（公元一二八六年）、二十六年（公元一二八七年）、二十七年（公元一二八八年），忽必烈一再下令征日，但都因大臣劝阻或人民起义，使征日之举未能实现。至元三十一年（公元一二九四年）正月，元世祖忽必烈死去，征日计划也就束之高阁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