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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从西罗马帝国灭亡到十三世纪前的漫长岁月里,欧洲文明的发展水平之所以在旧大陆上最为落后 (甚至落后于北非和中非受伊斯兰文化影响的黑人国家),绝非偶然。不仅仅有科学技术等生产力方面的因素,更重要的在于思想文化上的愚昧.而这种愚昧很大程度上是宗教愚民主义造成的！ 最初由日尔曼人组成的罗马天主教庭为防止罗马帝国的残余势力复兴自己的文明,采取了扼杀上古欧洲文明的文化灭绝政策：除《圣经》外的所有希腊文、希伯莱文和拉丁文著作被教会强行"收藏",禁止平民学习和阅读.同时,为防止其他宗教在传播自身教义的同时将上述书籍反传回欧洲,他们又采取"主动进攻"的策略――抢先对其他宗教和文明开战,以取得战略上的优势.其中,规模最大和最野蛮的是从八世纪到十二世纪的八次十字军东征! 尽管中东伊斯兰世界当时奉行宗教开明,甚至"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开放欧洲基督徒前往伊路撒冷朝圣,并保护从小亚细亚到叙利亚原有的东正教堂和教会.但罗马教会仍以"不能忍受耶苏墓地被异教徒霸占"为借口,煸动愚昧无知的西欧骑士和平民组成十字军东征伊斯兰世界,"解放耶苏墓地".由这种宗教狂热引发的战争注定是极其野蛮的,伴随着对财富和土地的掠夺,基督徒对"异教徒"----穆斯林的屠杀甚为疯狂！每掠一地,必屠一城,从博斯普鲁斯海峡以东到黎巴嫩的地中海东岸沿海地区几度成为"无人区"(罗马教庭称之为"无异教区")。其间,甚至三次血洗耶路撒冷,西欧骑士在阿克萨清真寺的大殿里剖开穆斯林的肚皮寻找黄金,以这种方式"解放耶苏墓地".而出于宗教极端主义的狂热,这些十字军非但不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和忏悔,反而认为是通往天堂的“必由之路”，因为教皇乌尔班一世训诫这些今天应被视为"恐怖分子"的骑士们:"杀死一个异教徒,以拯救你的灵魂！" 宗教信仰自由的思想在这些狂热的人看来比异教徒写的《天方夜谭》更加荒诞. 就在这时,西征的蒙古人也来到了中东,汉军将领唐朝名将郭子仪的后裔郭兴率先锋部队进入巴格达,与盘踞耶路撒冷的十字军以幼发拉底河为界对峙.而令这些欧洲人困惑的是,虽然同为穆斯林的异教徒,但阿拉伯人对蒙古人的反抗比对十字军要微弱得多,甚至甘愿与对方合作.原因就在于,蒙古帝国的《大扎撒令》赋予了所有臣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凡蒙古帝国版图所及,信仰任何宗教的人皆和平共处,互不相犯,各派教会一律平等.大汗忽必列甚至将孔子、老子、释加牟尼、耶苏、默罕穆德共尊为帝国的五位圣贤,同时膜拜.中东的穆斯林认为这样的法律保证了他们的信仰和尊严，因此不必用对待十字军的方式对待蒙古人。宗教宽容带来了文化的开放,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中国的四大发明,阿拉伯的天文、医药、数学,波斯的艺术，甚至基督教的经典都可以在欧洲以外的世界自由流通,兴兴向荣。欧洲人从蒙古人身上看到了由于自己宗教上的专制和文化上的封闭所带来的落后,有良知的牧师们开始试图改变这种现状,他们一次次向教庭进言,大谈蒙古人的开明和东方文明的先进.脑羞成怒的教皇和主教们将他们一批又一批的送上火刑架.但文明的火种已由十字军带回欧洲,先进思想的传播是不可阻挡的,通过宗教战争的方式扼杀其他文明的发展,同时扼杀自身文明进步的做法注定不得人心！在蒙古西征的时代,长达四个多世纪的十字军战争被迫结束了! 更具有历史意义的在于,欧洲人从蒙古人,甚至穆斯林身上看到了一种思想的火花,一种精神,那就是----人,有选择信仰的自由! 只有信仰自由了,思想才有可能创造出先进的文明!而这与中世纪教庭所宣扬的基督教必须成为人类唯一信仰的教义根本矛盾！于是,一场修正这种错识思想的运动开始在罗马教庭压迫最深的德决志的土地上如烈火燎原般地展开了!马丁.路德带头反抗天主教会,主张对异教宽容,并学习一切先进的文明成果,哪怕它不是由基督徒创造的！由于教义上的冲突,他所领导的教会索性从天主教体系中独立出来,自成"耶苏教"(或称新教)，与罗马分庭抗理!宗教上的逐渐开明带来了文化上的进步,文艺复兴运动为欧洲的世俗化改造拉开了序幕，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文化障碍。两个世纪后，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激励下，启蒙运动蓬勃兴起。欧洲近代政治文明的暑光呈现了出来，西方终于具备了在意识形态领域向东方说教的资本。但这一切的起因并不是“上帝无意间吹了一口气”，而是蒙古西征所带来的“骨牌效应”！ 综上，欧洲中世纪以后的历史发展从蒙古西征中受益匪浅，理应感恩戴德，世代传颂（如某些东方人一厢情愿地称颂西方的殖民统治一样）。但欧洲人自己并不这么认为。相反，他们印象深刻的是蒙古铁骑所到之处的杀戮，是“蒙古鞑靼轭”下敲骨吸髓般的奴役，是游牧文明对蓄牧文明（这个词较精确，严格地说欧洲中世纪并未产生像远东一样发达的农业文明）的野蛮践踏！而伴随军事征服带来的文化交流、技术进步和思想解放却不是他们津津乐道的。他们对开创这一切的一代天骄畏而不敬，撅着嘴称他为“上帝之鞭”，而他所带领的种族则被蔑称为“黄祸”！是“祸”当除――这注定几个世纪后，他们对东方的殖民侵略多少还带有种族复仇的色彩，却不知这样的冤冤相报逼得东方人也不得不称他们为“白祸”！ 客观地讲，蒙古西征对欧洲近代文明的影响确有“无心插柳”之嫌。但西方的殖民扩张带动第三世界的社会进步难道就是“有心栽花”吗？就像蒙古人西征的本意是为了掠夺财富和土地，顺便了加强各文明间的交流与联系一样，西方人开拓殖民地的初衷也绝不是为了带动第三世界共同发展，而仅仅是为了给自身的发展提供市场和原料基地，当然还有不必付报酬的劳动力（各种肤色的奴隶），捎带着将本土的生活方式传播到了亚非拉地区――为了便于更有效地掠夺！ 换个角度，用历史发展的眼光看，上述过程都无可非议，而是唯物主义历史观一向坚持的“历史规律”的真实体现。历史没有偶然，也没有恩赐。任何进步都是在不同主体间的交流与斗争中实现的，绝非一方对另一方的施舍！“黄祸”与“白祸”之说也不过是在交流中失利的一方，或在斗争中失败的一方出于义愤发泄出的口号，且带有鲜明的种族主义色彩，这样的历史观在全球化时代很难找到市场。 所以，在人类一步步走向大同的今天，更有必要端正各种由意识形态、文明优劣论，甚至种族主义催生的错误的历史观。种族无优劣！文化无强弱！意识形态无“普世”！存在即价值！存在即合理！否则为何存在？！一切都是人类历史演进中必然，而非偶然出现的文明要素。 和而不同，求同存异，此之谓“大同”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