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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帝国统治观念 蒙古帝国是依靠屠杀其它民族和掠夺财富的强盗起家的。从蒙元政权开始，中国统治阶级的性质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中国从夏商周开始，政权的指导思想都是顺应天命。古人认为，上天为了照顾民众社会稳定和幸福生活而制定了一套规范，称为天道。天子是上天委派来管理民众的。当天子不符合天道，那么上天就会革除成命，另委派天子来管理。君子、臣民应该相互爱护，维持一个分工合作的社会。至少在理论上，最高统治者因为存在对上天的畏惧，而遵守华夏文明的道德规范。尽管皇权执行起来不尽理想，但是大臣都按照这种理论规劝天子。君臣也都相信只有维护华夏文明的道德规范，社稷才能够长期稳定。其实，不仅仅是中国，世界其它古文明、包括伊斯兰文明和基督教文明，都是从类似的过程发展而来的。 这样的政权思维模式在从蒙元时代开始，第一次在全中国范围受到了的践踏。在屠杀、抢劫、强*如家常便饭的游牧民族部落，丝毫不存在人类的生命价值和尊严概念。更不知道社会分工合作能够给人类带来什么好处。在他们眼里，人类除了奴役和被奴役，屠杀和被屠杀，掠夺和被掠夺，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相互合作的方式存在。主人和奴隶的关系就如同人和牲口的关系一样。这可以在他们如何把妇女当成牲口财产相互继承、赠送、掠夺的方式中得到表现。他们打仗后的奖赏也是被掠夺来的财产、妇女和奴隶。草原上的制度就是为如何贵族如何奴役他人而设计的。成吉思汗，在统一蒙古后，立刻建立了一个十户、百户、千户的户口制度。每一个千户里的百姓，都是千户长的奴隶。奴隶主可以任意屠杀、强*或者买卖。但是绝不允许千户的百姓自行到其它千户去，否则将被杀害。这种习俗在蒙古侵入中国北方初期的时候，是被执行的。蒙古军队绑架任何他们看见中国百姓，把他们作为奴隶，称驱口，由贵族奖赏给新的千户长。 蒙古帝国统治者这种不知道财富是创造而来，只知道掠夺可以获得财富的观念，在早期是登峰造极的。即使在元代建立时期，大量贵族仍然在坚持这种观念。在忽必烈和其弟弟阿里不哥交战中，阿里不哥军队放纵军队，就在所到之处烧杀掠抢，使得新疆伊梨河流域水流成河，最后断了自己的口粮来源，输给了忽必烈。 这种野蛮的性质在元朝建立时稍有改变。他们在中国发现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军民的顽强抵抗。受到物质财富的诱惑和为了迷惑南宋军民的抵抗决心，蒙古帝国的部分官员逐渐引进了一些汉文明制进行管理方式，并对种族灭绝的规模和次数有所节制。但是他们的本性并没有改变。但他们这种做法和中国古代顺应天道的出发点不同。是为了掠夺其它民族为自己生活来源。因此在他们最初发现中国、中亚等文明地区人民在有秩序社会下顺服和善良感到惊讶以后，立刻想到的就是如何利用文明地区宗教或者道德伦理观，来继续愚弄和欺骗当地人民，让他们获得更多的财富。他们并没有依靠发展文明、创造财富来获得长治久安的愿望和意识。所以元代成立时制定政策的原则，就是征服一个地区，仅可能把掠夺和盘剥这个地区的财富，用来帮助他们掠夺另外一个地区。他们以为这个世界的财富是无穷无尽的，*着这种方法才是获得财富的唯一来源。 在表面上，蒙古帝国不镇压任何宗教，而是寻找哪一种宗教或者学说更能帮助他们欺骗和愚弄人民。尽管这种不镇压宗教信仰的行为被现在别有用心的历史学家吹捧，但这实际上和各文明地区宗教信仰者有真心的信仰帮助发展文明的现象背道而驰。蒙古帝国的统治者并不是因为爱心善意而宽待其它宗教，其最高统治者自己也几乎不真正信仰任何宗教(世界上的宗教都对人类有道德约束、中国的儒家哲学也是如此)，也没有任何人类的道德规范。只有用暴力和宗教欺骗结合掠夺他人财富的意识。 蒙元吸收汉文明的阻力 但是，蒙元政权依靠宗教来欺骗人民获取财富的愿望，的确使得他们雇佣了大批汉族儒士来治理国家。汉族儒士本身治理国家的理念，在蒙古贵族榨取中国人民财富的愿望下，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蒙元政权的政策，对於建设蒙古人破坏中国文明成就，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类似的现象在五胡乱华和北魏期间，并引导了鲜卑政权吸收了华夏文明，融入到汉族当中，使得中国在隋唐期间恢复了华夏的文明发展。 不幸的是，蒙古帝国有两个恶劣的性质使得吸收华夏文明的过程在中国并没有重演。其一是，鲜卑帝国统治者把根扎在汉族地区，和北方其它游牧民族断绝了关系，甚至相互敌视。他们和汉族人民合作的越好，吸收的华夏文明越多，就对他们自己就越有利。而在蒙元政权从来没有和北方游牧部落切断联系。而对于这些游牧部落来讲，只有掠夺汉族人民的财富，才符合他们的利益。中国是否发展是和他们丝毫无关的。在蒙古皇帝和贵族中，的确有不少人受到华夏文明的吸引，下决心大幅度吸收和恢复华夏文明管理方式。但这种让中国避免更大破坏的政策，危害了北方草原那些*掠夺和压榨汉族人民维持生活的贵族的利益，他们的反对形成巨大的阻力。而且社会高人一等的种族，他们可以随时杀害主张儒家文明的汉族官员，阻止他们促进蒙元政权吸收华夏文明的努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