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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宝三年，宋朝建立不过10年，比年轻的刘鋹在位时间还短；赵氏篡周，绝了后周的国祚，与岭南刘氏并无“父母之仇，不共戴天”之类的渊源。刘鋹之忿最有可能和宋军与南汉军在湖南的领土争夺有关。乾德元年（963年）三到八月间，南汉军队多次入侵宋朝在湖南的地盘桂阳和江华，被宋将潘美等一一打退。乾德二年（964年）九月，丁德裕、潘美、尹崇珂等率兵夺取南汉控制下的郴州，杀死南汉将领陆光图和暨彦赟。但若权衡利弊，损失若干州县、几位将领，比起国破家亡毕竟小事一桩。可见，刘鋹对宋朝的怨恨未必是他不肯称臣的真正原因。 李煜的书信洋洋两千言，一再规劝刘鋹称臣避祸，但他绕开了一个实质性问题：南平国祚何以不保？宋朝建国之初，南平统治者便已称臣奉贡，此后一直毕恭毕敬，任其驱使，唯恐稍有差池。但没多久，宋太祖借征讨湖南张文表过道南平之机，把南平地盘也给收了。南平政权覆灭在即，国主高继冲却以为“吾家累岁奉朝廷，必无此事尔”。而湖南的周保权，原先因受张文表威胁而请兵宋朝；但张文表既已成擒被杀，宋军仍继续南下，他的领地统统成为宋军的战利品。这两件事清楚地表明，宋太祖真正在乎的是扩大疆域而不是增加藩国；讲的是权谋而不是信义；卑躬屈膝者软化不了他统一全国的决心。 周保权是刘鋹的近邻、李煜的附庸。两位国主对上述情形可能不详细节，却不会全然无知。李煜信中关于宋朝“大朝之心，非有唯利之贪，盖怒人之不宾而已”，未必不是有意撒谎。了解这个背景，我们对于刘鋹接到李煜信后的怒气冲冲就不会感到困惑不解了。 通观整个统一战争，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宋太祖一直在寻找出兵的借口。事实上，几年前宋太祖就为征讨南汉找好借口。开宝元年（968年）九月，宋太祖见到被俘的南汉宦官余延业。太祖听余延业介绍南汉几代国主奢侈残酷的情形后，当即表示：“吾当救此一方之民。” 因此，只要太祖下了决心，南汉怎能避祸？刘鋹的行为对应了所谓“与其为而无效，何如不为以养吾生”的消极人生哲学。 南汉国灭之后不及五年，南唐随之终结。刘鋹在兵临城下之前拒不肯臣服宋朝，实际上并不十分愚蠢。 三、防卫力量薄弱的背后 刘鋹虽然拒绝称臣，但他对南汉军队抵御宋军的能力并无把握。乾德间，南汉军与宋军多次交手，均告失败。郴州失守后，南汉败兵退守韶州。刘鋹对南岭山脉的自然阻隔也没有多大信心。几年前剑门天险挡不住宋军，南岭山脉更不在话下。但如果刘鋹加强军备，联合其他政权互相声援，合纵连横，敌对双方军事力量的悬殊至少可以大大缩小。 然而，刘鋹没有切实加强军备。南汉北面的防卫力量重点分布在桂州、贺州、韶州附近。① 但即使在宋军进入岭南时，刘鋹也没有全力以赴加强北部防线。“先是，南汉旧将多以谗死，宗室剪灭殆尽，掌兵者惟宦者数辈，城壁壕隍，但饰为宫馆池沼，楼舰器甲，辄腐败不治。及王师次于白霞，贺州刺史陈守忠遣使告急，内外震恐。刘鋹遣龚澄枢驰驿往贺州宣慰。时，士卒久在边，多贫乏，闻澄枢至，以为必大加赏赍，皆喜，而（龚）澄枢出空诏抚谕，众皆解体。”守卫南汉北疆的士兵长期生活在困苦之中；在保卫南汉的关键时刻，他们依然得不到应有的对待。 在危机存亡之际，带领战士冲锋陷阵的将领是南汉最宝贵的财富。不幸的是，他们连遭陷害。郴州失守后，刘鋹派邵廷琄屯于洸口，“以待王师”。邵廷琄积极“招辑亡叛训士卒，修战备”。但一封匿名诬告信便令刘鋹置邵廷琄于死地，南汉因而失去一名忠诚的将领。开宝元年（968年）三月，南汉西北面招讨使潘崇彻也“以飞语见疑”。刘鋹派郭崇岳到潘崇彻的部队暗中进行观察，并授权郭崇岳：“崇彻果有异志，即就诛之。”潘崇彻虽幸免一死，却被夺走军权。这位曾替南汉夺取和保住过郴州的功臣，从此再不肯为刘鋹效劳。 联合其他政权互相援助的策略对刘鋹来说确有困难。北面湖南的统治者是南汉皇帝的宿敌；东北和东面是臣服宋朝的南唐的势力范围；西南部政权与南汉关系还可以，但他们缺乏帮助南汉的实力。然而，如果各国都意识到合纵连横符合自己的根本利益，捐弃前嫌，携手互保不是不可能。但刘鋹对此毫不介意。 刘鋹没有调动一切力量加强防卫能力，与他的耽于享乐、苟且偷安等心态有关，同时也是弥漫于南方的失败主义情绪的表现。 从五代到宋初，政权间联合对敌的计划极易败露，多不能成事。周世宗出兵南唐扬州、泰州时，南唐主曾“遣人怀蜡丸书走契丹求救，为边将所执”。显德三年（956年），南唐主联合李重进的蜡书被后者交给周世宗。建隆元年，北汉主联合李筠的文书竟被已经准备与宋朝决裂的李筠交给了宋太祖。乾德二年（964年），后蜀曾经希望联合北汉，共同对付宋朝。由于使者的出卖，不但计划落空，宋朝还以此为借口发动讨伐后蜀的战争。巨大的风险使人们对于合纵连横望而却步、各顾自保，不敢贸然尝试。各国多以攀附强国为自保的主要策略，或者在臣服与不臣服强国之间进行选择，同心协力对付强敌的风气一直建立不起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