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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璮(？—1262)，字松寿，是元朝与金、南宋之交盘踞淮北山东的豪强李全之子；一说为李全养子，因改姓更名，并以李全原籍益都潍州(今山东潍坊)为己籍。 1211年，蒙古开始大规模攻金。山东各地豪杰纷纷乘势攻劫州县，反金自雄。1214年，李全起兵于潍州，后与杨妙真所部红袄军合并，转战于鲁南、山东沿海岛屿历数年。1218年春，因岁饥乏食，全率部渡河归附宋朝。此后，他倚宋为后援，乘“山之东，河之北，盗之区，兵之冲也”的形势，往来胶西淮北，伺机坐大。1222年，李全进据益都，始全力经营其地。1226年春末，蒙古军灭活动于河北、山东的彭义斌部，逼降拥众五十余万的济南军阀张荣后，西攻益都。秋，蒙古筑长围，夜布狗砦，断全粮道。李全婴城固守至翌年初夏，终因粮尽，举城向蒙古输诚。未几，留屯在南宋边地山阳(今江苏淮安)的李全所部被别支忠义军攻杀。全闻讯后，向蒙古军帅孛鲁国王断指发誓“归南必畔(宋)”，遂受蒙古山东淮南楚州行省之职，率军南下，进据宋楚州(今江苏淮安)。他利用宋廷“内图进讨、外用调停”的姑息政策，一面以“反正”之名向宋朝骗索饷粮，一面则“岁贡于大元者不缺”，依违两端，据地自重达四五年。1231年，全领军攻宋江北重镇扬州。军败，全于退却途中骑陷泥淖不能拔，被追兵乱枪刺死。 李全死后，残部推全妻杨妙真权主军务，退回山东。1232年，“杨代入觐，得绍夫职”。因此主持华北财政的耶律楚材称她为“杨行省”。杨妙真领山东益都行省的时间似乎不长，便引退辞任。益都行省之职即由李璮继承，时在窝阔台汗前期。1233年，蒙古并委任散术台氏纯只海为益都行省军民达鲁花赤。 李璮受任前后，其势力似尚局限于益都一路之地。蒙古灭金前一年，“金人以海(治在今江苏连云港西南)、沂(今山东临沂)、莱(今山东掖县)、潍等州降”(《元史·太宗纪》)，足见这时益都周围地区多不在李璮集团手中。然而，此后不到十年，他的势力就逐渐伸展到益都以东和东南的差不多整个山东半岛。据民国《牟平县志》卷九《昭武大将军总管万户姜房墓碑》(碑立于1255年)，在碑主病死于1240年以后，其长子和次子分别由“山东淮南等路行省相公李君、先少保(按此指李全)之子上表汗廷，使袭胶(今山东胶县)、潍、莒(今山东莒县)、密(今山东诸城)、宁海(今山东牟平)等州总管万户及宁海州刺史之职”。可见上述地域均已在李璮管领之下。不过，他虽然保持着“山东淮南等路行省相公”的称号，实际上未曾控制过位于淮南的宋朝边地。1252年，李璮攻占宋北境的海州，将州治从位于海岛的东海县移回旧址。蒙哥汗后期，璮又出兵攻拔涟水相连四城，与宋隔河相峙，直逼淮南东路。是为李璮势力所至的最南线。 在处心积虑地拓大地盘的同时，李璮采取各种方式巩固和加强对自己辖境的实际统治权力。益都民户在窝阔台朝丙申(1236)分封时被划为成吉思汗幼弟铁木格斡赤斤的份子。李璮娶斡赤斤后王塔察儿的妹妹为妻，即应在丙申分封之后。通过政治联姻方式与黄金家族中“东诸侯”之长缔结起“肱脾相依”的关系，当为李璮在北方诸侯中表现最为桀傲不驯的重要原因。益都地处蒙宋对峙的战略要冲，也经常被李璮利用来“恫疑虚喝，挟敌国以要朝廷，而自为完缮益兵计”(《元史·李璮传》)。蒙哥汗时期几次征调诸路兵，李璮都“诡辞不至”。而他攻下海州之后，却向朝廷要求从东平等路份运饷给军，即使运输代价高至“率十石致一石”亦所不惜(《元史·商挺传》)。在辖地之内，他还试图逐渐确立制度化的官制，并修湮废多年的试院、文庙，招聘儒生，期望以秩序化的统治来延揽人心。 1259年，蒙哥汗死于四川攻宋前线(参见钓鱼城之战)。黄金家族内部随即爆发了忽必烈、阿里不哥兄弟争夺汗位的战争。中统年间，世祖不得不以相当的兵力应付盘踞漠北的阿里不哥。李璮显然是想利用这种形势，进一步巩固自己割据山东东路的地位与权益；他对世祖政权的违抗态度也越来越不事掩饰。1260年，世祖亲征北边，“群臣躬履牧圉”，李璮蓄养精兵七、八万，却独以御宋为辞，“即不身先六军，复无一校以从”。大汗回京以后，诸侯纷纷朝觐，惟李璮不至。中统二年(1261)正月，璮以御宋为名，擅自发兵修益都城防，以砖石筑墙，外掘深堑围之。蒙古奄有华北之后，普遍禁止诸路修置城壁，李璮的举动，确实是异乎寻常的。北方各地的马匹，当时“无论军民，概属括买”，而此令独不及李璮地盘，璮并散遣部下到辖境外以高价与政府争购军马。1260年以后，北方各路通用中统钞，惟璮境使用宋政府发行的涟州会子。纳于朝廷的盐课也被他侵吞，作括兵之用。中统初，世祖尚无暇南顾，因此对宋采取遣使修好的慎重策略，不欲轻启边衅。但李璮却在淮边潜师侵宋，想破坏国信使郝经的使宋之命。他与北方其他世侯之间窥测时势，批评朝政的联络活动也相当频繁。李璮与其同乡和岳丈、首任中书省平章政事王文统之间更保持着密切的交通。他们之间的书信往来中曾有“期甲子”等语，表明李璮早已向王文统透露过自己的预谋。 中统二年(1261)冬，世祖再次率军亲征漠北。李璮抓住这个机会策动叛乱。不料到十二月，世祖即还跸燕京。但这时举兵称乱，已如箭在弦上，无容迟疑。三年正月底，他用早已布置的私驿召回留质燕京的儿子李彦简，三四天后，即尽杀境内蒙古戍军，宣布以涟、海等城献于宋，公开称叛(参见蒙古平李璮之战)。 李璮举事之前，朝廷对他的用心即已有所察觉。粘合南合和张宏等人，曾在事先向世祖进言，谓李璮必反。由于当日北边未靖，中原守备空虚，世祖只能对他专用安抚、姑息之策，表面上不动声色。中统元、二两年之间，元廷加璮为江淮大都督，赐金、银符共六十余枚，褒赏奖谕竟至再三。种种殊遇，其实都是为了将他暂时稳住。三年初，李彦简逃归山东，世祖立即召谋臣姚枢入对，要他预测李璮动向。可见朝廷对益都事态始终保持着高度警觉。 根据姚枢的判断，李璮举事之后，有三种战略可供选择：“使璮乘吾北征之衅，濒海捣燕，闭关居庸，惶骇人心，为上策；与宋连和，负固持久，数扰边，使吾罢于奔救，为中策；如出兵济南，待山东诸侯应援，此成擒耳。”忽必烈追问“今贼将安出”，姚枢断然回答：“出下策。”(《元史·姚枢传》)事态的发展，完全证实了姚枢的看法。 二月三日，李璮称乱时，他本人似乎南在涟、海一线。璮事先虽已遣人向南宋纳款，但晚至二月初一降书方递达临安。宋廷认为“情伪难凭”，要李璮实献出涟、海，以示诚信。李璮于初十致书宋廷，保证“来意真确”，在此前后，宋朝方正式接收涟海诸城，遂于二十四日诏封李璮为保信宁武军节度使、督视京东河北等路军马、齐郡王。这段交涉表明，李璮在公开叛乱之前，并没有与宋取得确实的联络；起事后即匆匆领兵北走益都、济南。自二月末至五月，宋两淮边军乘李璮之乱，在滕(今山东滕县)、徐(今江苏徐州)、邳(今江苏邳县)、宿(今安徽宿县)一线频频出攻。李璮也没有向南移兵，以期与朱军腹背相倚。可见他向宋纳款，仍是玩弄“挟敌国以要朝廷”的故伎，根本没有认真考虑过“与宋连和，负固持久”的策略。另一方面，李璮返益都不久，即进据济南；此后顿兵济南达两月之久，直至被元军团团围住。又可见他也根本没有奔袭燕京，拒元北征之师于居庸之外，乘中原人心未定，以乱求变的胆魄。他采取的，恰恰是姚枢所说的“下策”，即出兵济南，坐待山东诸侯应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