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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移渤海臣民埋下祸根 辽灭渤海国后，将大量的渤海官吏、百姓迁离故土，移至辽阳一带。本以为这样就能让渤海人安服，结果却是起义不断、乱象纷呈。前有大延琳起义，后有高永昌起义。前者动摇了大辽在东北地区的统治根基，后者则联手灭辽的金兵，将大辽在东北的政权基础彻底摧毁了。 还在大辽的鼎盛之时，即辽圣宗耶律隆绪统治时期，辽东京就爆发了以大延琳为首的反抗辽廷的起义。此次起义，长达一年，波及今辽宁省的中、东、南部地区，是辽圣宗朝规模最大的一次反辽起义。 圣宗朝一直被认为是大辽的太平盛世，怎么会爆发大规模的反辽起义呢？杨凤臣先生曾对此做过专门研究。他认为，这次起义的根本原因是，辽朝在圣宗、兴宗时期，辽国各地的封建化程度不平衡导致的。辽代的重要地区东京，由于历史原因，早已进入封建社会。但随着部族制和头下军州制（部族制是辽统治者在游牧民族聚居地区，把契丹族在内的各族人民重新改编以后实行的地方统治制度。头下军州制是契丹统治者仿照中原地区州县制的形式，把打仗俘虏来的人口转为农奴而建立起来的一种特殊的封建统治形式）的建立，落后的生产方式，又在这一地区实行，使辽阳一带的社会经济遭到了严重破坏。同时，也加剧了这一地区的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势必引起各族人民的反辽抗争。 不合理的税收制度，则是直接引燃东京大延琳反辽起义的导火索。辽代初年，对东京地区的贸易、煮盐、制酒等业征税较少，没有实行酒专卖和关于盐税等方面的法令。但到了辽中叶太平年间，东京户部使冯延休、韩绍勋相继按照燕地平山（今河北平山县）的税法征收。这实际上是把外地征税之法引进了渤海人聚居之地，并苛征暴敛，民不堪命。 辽太平九年，燕京地区发生大灾荒。东京户部副使王嘉献计，强迫渤海等族人造船，招募熟悉海运者，把辽东的粮米运到燕地，赈济那里的灾民。当时是从海路运粮至燕地的。而这条海路艰险难行，常有海难发生，造成船沉人死粮损的后果。老百姓虽然如实向官府禀告这种情况，但主持此事的官员并不相信，还拷打驱逼民众，继续进行这种危险的海上运输，导致“民怨思乱”。种种矛盾最终导致了大延琳的起兵。大延琳起义后，先杀掉在东京首先征农业税的韩绍勋和主张运辽东粮去燕地的王嘉，“以快其众”。 大延琳起义最终被辽廷集结重兵残酷地镇压下去。起义虽然失败了，但起义军处决了辽朝的一些搜刮民脂民膏的酷吏，沉重地打击了辽廷在东京地区的统治。大延琳起义震惊了辽廷，在辽军攻克东京城后三个月，强行迁徙渤海人，对渤海贵族进一步实行分化，以利于辽廷的统治。 但是，渤海人对辽的斗争远未结束。到了辽朝末年，天庆六年正月初一夜，辽东京有渤海少年十余人起义，杀死东京留守萧保先。起义直接导因，是由于萧保先为政“严酷”。当夜，户部使大公鼎闻变，与副留守高清明集结奚、汉兵千余人镇压，“尽捕其众”。但是，就在同月，驻在附近的东京裨将、渤海人高永昌闻讯，率所部进入东京，驱逐大公鼎、高清明等。占据东京起义反辽，自称大渤海皇帝，改元隆基。当时，起义军占有辽东五十余州，唯沈州（沈阳）未下。高永昌和辽将耶律章奴配合行动，大大削弱了辽朝在东北的统治力量。东京渤海人的起义，是和当地汉人起义相互联合的。史称：“东京诸州盗贼蜂起，渤海、汉儿群聚为盗，契丹不能制。” 辽阳对大辽很重要，辽太宗耶律德光曾命自己的哥哥耶律倍亲自镇守。为防中原王朝进攻辽东，辽太祖还在今大连湾修筑了一道哈斯罕关长城，以确保东京辽阳府的南线安全。对东京辽阳这座重要陪都，大辽皇室的情感颇为复杂，可谓“爱恨交加”。 下期预告：辽阳博物馆中，辽代遗物只有一把壶、几个碗、若干佛像，根本比不上辽阳丰厚的秦汉遗存。伫立近千年的辽阳白塔一直被有意无意地说成是金代的塔。 “让国皇帝”耶律倍所在的辽阳“西宫”遗址，更是无从寻觅……请看摆渡辽河“大辽五京行”第二十二篇——《白塔身世千年疑 东京难寻辽遗踪》。 张松 辽阳城东门里。辽阳旧城北城墙东段遗迹。辽阳古城墙 东京城天佑门。辽阳旧城东城墙外护城河。 本组图片均由记者 潘恩战 翻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