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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由于国家统一，西藏社会比较稳定，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西藏的科技文化事业也成果迭出，逐步走向了西藏历史上科技文化最为繁荣的时期之一。由于元代佛学的发展，各种译经、注疏、著述学风的形成，带动了其它诸如历算、医学、天文、艺术、文学、历史等各个学科领域学术活动的开展，并对后世的科技文化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元朝时期，萨迦地方政权也十分注重文化建设，八思巴往来于萨迦和大都之时，注意收集各种古籍和经典。与此同时，一些印度、克什米尔、尼泊尔等地的僧人前往西藏或萨迦讲经听法，也带来不少佛经典籍。八思巴每得到一种新的图书，总要命人抄写、译校，保存在萨迦。一些重要的佛经，往往还要用黄金、宝石研成粉末和汁液书写，以期长期保存。这些佛教经典都珍藏在萨迦寺内，萨迦南北两寺当时都有数量众多的藏书，仅萨迦南寺的藏经墙，保存至今的佛教典籍多达六万多函，其中还有不少旷古稀世的贝叶经文献，以其抄写精美、规格宏大而著称于世。在元代，西藏还编纂和缮写过好几部大藏经。最负盛名的莫过于纳塘本大藏经，和布顿及蔡巴·贡噶多吉分别编纂的《丹珠尔》和《甘珠尔》目录。对后世的大藏经木刻版的编篡和刊印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雄敦多吉坚赞等人从1260年开始到1286年的二十多年中，在八思巴等萨迦派首领的支持下将古印度学者旦志所著的讲述修辞学理论的著名著作《诗镜论》译成藏文，并进行了一些修订，这在藏族文学史具有重要的意义。《诗镜论》经过藏族文人的消化吸收后，在藏族的文学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崭新的文学创作风格流派――诗镜论流派。音乐、美术在元代时期也有了新的发展。音乐领域内的重大成果首推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的名著《乐论》。美术在元代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就。集建筑、雕塑和绘画三种艺术形式为一体的萨迦寺和夏鲁寺就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作。据考证，萨迦南寺大经堂的八思巴朝见忽必烈和密集金刚等密宗内容壁画和罗朗拉康中的呼金刚壁画残片为元代时期作品。作品精美细腻，体现出中亚和元代中原艺术影响的痕迹。萨迦寺壁画中最为著名的为坛城壁画，据记载本钦·阿迦仑扎西时期，曾在大殿顶层一共绘制了639幅坛城壁画。这些壁画影响到夏鲁、纳塘、江塔和明代白居寺等寺院坛城壁画的制作。夏鲁寺在元代前后历经三次不同规模的修耸和扩建，最后定型于古相·贡噶顿珠和布顿大师时期。系元朝宫廷式艺术影响下的藏传佛教寺院建筑，吸收了内地的歇山琉璃式样和元官式结构，为典型的藏汉合璧式建筑。史学方面在元代也涌现出一批现代学者们推崇的重要历史著作。一批以“伏藏”形式出现的据称是写作于吐蕃王朝时期的史籍如《松赞干布遗教》、《莲花生大师传》、《娘氏教法史》、《第吴教法史》等，在元代得到广泛的流传。由萨迦派僧人索南坚赞撰著的《西藏王统记》（一译《王统世系明鉴》）、由蔡巴·贡噶多吉撰著的《红史》和布顿·仁钦朱著述的《布顿佛教史》都是写作于元代的具有重大历史价值的信史，他们都在书中使用了由在河州的藏传佛教高僧和汉族学人共同翻译的汉文史籍《新唐书吐蕃传》的资料，吸收了部分汉文史书的编写方法和体例。这种藏汉史学的交流，对后世明清的藏文史学著述产生了不小影响。 由于元代西藏被正式纳入元朝版图和元朝对西藏的具体施政以及西藏和祖国内地之间官员、僧人、商贾的相互来往，进一步推动了西藏和内地经济、政治和文化科技的全面交流发展，共同促进和繁荣了包括了藏族、蒙古族在内的统一的多元的中华民族文化。元代内地的建筑技术、造船技术、陶瓷工艺、雕版印刷技术及器材等科技文化相继传入西藏，对藏族的科技文化和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藏传佛教及其文化艺术也先后传入中原内地，对中原内地的文化艺术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忽必烈时期开始，元朝的诏旨、公文、印章、牌符、碑刻、钱币上八思巴创制的蒙古新字（即八思巴字）得到了广泛的推行和使用。元朝此外还用八思巴字刻版印行过《蒙古字孝经》、《大学衍义择文》、《忠经》、《蒙古字百家姓》、《蒙古字训》和蒙文译本《萨迦格言》等书籍。在当时推行政令，传播文化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元代在北京和杭州形成了两个藏传佛教艺术创作中心。藏传佛教艺术伴随着藏传佛教在内地的传播而被介绍到内地。主要包括佛塔、佛寺的兴建和金属、石刻造像及木刻，有许多重要文物遗留至今，如北京妙应寺白塔、居庸关云台、杭州飞来峰密教石刻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