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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蔡京与王安石岂能混为一谈 杨时等人将王安石与蔡京、熙丰法与崇现法相提并论，至少是受表面现象所蒙蔽。蔡京虽发迹于王安石当政期间，他的弟弟蔡卞又是王安石的女婿，他本人在神宗时历任中书舍人、知开封府等要职。但王安石对蔡京并不赏识，据说他曾经指出：蔡京“如何做得知制诰，一屠沽耳！”（12）蔡京与王安石不是一回事，甚至完全相反。就个人品质来说，王安石以“不好声色、不爱官职、不殖货利”（13）而著称。当时人大多肯定他“节俭恬退，素行亦好。”（14）王安石“性简率，不事修饰家养，衣食粗恶，一无所择。”（15）相反，蔡京则以“享用侈靡”而闻名。他“喜食鹑”，“一羹数百命，下箸犹未足”；（16）喜食蟹黄馒头，“一味为钱一千三百余缗”。（17）他喜焚香熏衣，居室之中“满室如雾”，“衣冠芬馥”。（18）其“名园甲第亚于宫禁”，宅第之中，姬妾成群，“慕容氏等皆封国夫人”。（19）这类记载太多，不胜其举。王安石虽不爱官职，然而一旦身居要职，即尽力将其政治理想变为政治实践，并始终坚持。连他早年的好友、后来的政敌司马光也认为：“介甫无他，但执拗尔。”（20）所谓“执拗”即固执，换而言之，即坚定。而蔡京从青年时代起就是个官迷。他在求学阶段，算命先生将其命运错算：“此武官大使命，他时衣食不缺，余不可望也。”蔡京竟为此而“大病”（21），足见其何等汲汲于富贵。何况他一切以向上爬为目的，并无固定的政治见解，是个典型的政治投机家。神宗死后，旧党得势，蔡京随风转舵，一味讨好司马光。司马光要求在5天之内恢复差役法，其他官员都表示难以如期完成。仍知开封府的蔡京“独如约，悉改畿县雇役，无一违者．”司马光大加赞赏：“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哲宗亲政，新党再度得势，蔡京立即摇身再变。是否立即废除差役法，宰相章※尚犹豫不决，刚出任户部尚书的蔡京即刻表示：“取熙宁成法施行之尔。”章※“然之，雇役造定。”蔡京的主张竟前后截然相反。史称：“差、雇两法，光、※不同。十年间，京再莅其事，成于反掌，两人相倚以济。识者有以见其好者。”（22）《宋史》将蔡京列入《奸臣传》，实属恰如其分。王安石与神宗“君臣相得甚欢”，“可谓千载一时”。（23）然而王安石对神宗不时直言规谏，乃至面折廷争。据马永卿《元城语录》记载，王安石与神宗“若朋友，一言不合已志，必面折之，反复诸难，使人主伏弱乃已。”而蔡京一切投徽宗所好，他“身为国相，志在逢君。”（24）岂止一味逢迎而已，他“日请上游宴，以酒色困之”；“贡声色，起土木，运花石，以媚惑人主之心。”（25）徽宗这个18岁即登基的青年皇帝，之所以走上极度荒淫的道路，蔡京等人的劝诱，无疑是个重要原因。《宋史·徽宗本纪·赞曰》：“蔡京以狷薄巧佞之资，济其骄奢淫佚之志。”可见，蔡京不仅应入《奸臣传》，还应入《佞幸传》。一言以蔽之，王安石是位标准的大臣、诤臣，而蔡京则是个十足的奸臣、佞臣。王、蔡二人岂能混为一谈！ 就施政方针来说，徽宗、蔡京虽然也号称推行新法，但与神宗、王安石所实施的新法同中有异乃至形同实异。神宗、王安石所主持的新法以富国强兵为主要目的，并有利民便民的考虑。当时不少人都认为：王安石“其本心欲救民”（26）。就连对新法颇有异议的苏辙也承认：“介甫不忍贫民而深疾富民，志欲破富以惠贫。”（27）而徽宗、蔡京推行新法的目的则在于“始求羡财，以供侈费”（28）。即搜刮民服民青，以满足徽宗及其宠臣极度荒淫的生活所需。旧党当政不思改革，“不敢做事，不敢动”（29），以致问题积累成堆。而蔡京虽然敢于改动祖宗成法，但当改者不改。如冗官问题本应加以解决，可是徽宗时期问题反而越发严重。当时，“权奸当国，侥幸并进，官员益滥。”（30）尤其是蔡京“除用土大夫，视官爵如粪土，盖欲以天爵市私恩。”（31）于是，大观三年（公元1109年）官员“较之元柏已多十倍”；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官员总数已达48000余人（32），超过以往任何时期。又如强干弱枝的传统国策本应加以调整，可是蔡京等人依旧萧规曹随，以致“州郡遂日就困弱。靖康之祸，虏骑所至，莫不溃散。”（33）而不当改者又大改特改。如抛弃外戚不任军相、宦官不典机密、宰执应避亲嫌等不少旧规，于是当时出现了北宋历史上的若干“第一”，如韩忠彦、郑居中乃至蔡京系第一批外戚宰相，蔡京与蔡卞系第一对兄弟宰执，蔡京与蔡攸系第一对父子宰执，并开创了第一次宦官干政的局面。然而所有这些“第一”，都意味着朝政极度腐败。徽宗、蔡京为了粉饰太平，也曾实施过一些仿佛利民便民的慈善之举，诸如安济坊、居养院、漏泽园之类，然而往往口惠而实不至。他们推行新法的重点在于理财。至于其效果，当时人有评论：“祖宗法惠民，熙丰法惠国，崇现法惠奸。”（34）其实，神宗以前的祖宗法未必“惠民”。神宗、王安石的熙丰法虽不“惠民”但“惠国”，的确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至于徽宗、蔡京的崇观法，其效果则与熙丰法不同，既不“惠民”，也“惠国”，只有利于昏君与好俊，即所谓“惠奸”。当时，“天下常赋多为禁中私财”。（35）岂止“常赋”，“诸路近岁所增税钱，悉归应奉司。”（36）这批钱物除供徽宗挥霍而外，又被“六贼”大量侵吞。如蔡“京所侵私，以千万计，朝论喧然。”所谓六贼，即是六名特大贪官。他们“假享上之名，济营私之欲，渔夺百姓，无所不至。”（37）徽宗、蔡京所推行的“新”法只不过是盘剥民众的幌子而已。 总之，蔡京与王安石不仅个人品质截然不同，而且施政方针形同实异。正如朱熹所说：“蔡氏以‘绍述’二字箝天下士大夫之口，其实神宗良法美意，变更殆尽。”（38）蔡京所推行的崇观“新”法，根本不配以改革相称。北宋虽非唱着老调子，而是唱着“新”调子亡国。。然而这个新字之上的引号切不可省略。北宋绝非亡于革新，而是亡于胡改乱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