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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蒙古贵族为核心的元朝统治集团，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是国家机器的最高操纵者，拥有最多的财富。皇帝、皇室和宫廷的挥霍浪费十分惊人。他们的腐朽很快影响到军队和吏治的败坏，促使整个国家机器迅速腐化，并导致元代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急剧尖锐化。 元朝皇帝崇信喇嘛教，有的皇帝一年四季斋醮不断，用于佛事的费用岁费千万（《元史o释志传》）。国家财富半入西蕃（《郑介夫上一纲二十目·僧道》，《历代名臣奏议》）。至大三年(1310年)朝臣张养浩作过粗略的统计，以当年国家的财政总开支的数字三股分，朝廷每年用于佛事的占二股，即所谓国家经费，三分为率，僧居二焉（张养浩《时政书》，《归田类稿》）。这种挥霍浪费的程度，实为前代所不及。清代学者赵翼对元朝做佛事的巨大浪费曾作过微观的调查，这个调查所依据的材料是元朝宣徽院的材料。据查，仅延佑五年(1318年)全国各寺院做佛事用掉面粉439500斤，油79000斤，每日用羊1万头（《元时崇奉释教之滥》）。赵翼认为，如果将当年全国的官俸和兵饷两项开支加在一起，也抵消不了每年做佛事一项的开支。 元朝宫廷的费用数额巨大，如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年)中政院大臣说：皇后每日的生活费用是钞10万锭，币(币帛)5万匹，绵5000斤。后至元元年(1335年)，御史台说：元朝初期，宫廷所用宦官只不过数人，而今宦官已达千余人，请求裁减，恢复到元朝初期的定员，以减少宫中的开支。元朝蒙古统治集团一向喜好举办奢华的宴会，到了顺帝初年，这种宴会举办得颇为频繁。至正二十年(1360年)天寿节时，农民战争已席卷全国，大都又遭饥荒，而统治者却照例狂宴于庙堂之上。 元朝皇帝为了显示其权威，但更主要的目的是企图用巩固贵族、官僚集团之间的团结来维护自身的统治，所以经常对诸王、公主、后妃、勋臣给以巨额的赏赐。《元史》中多有每岁皆有赐诸王金银币帛如岁例之语。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计岁赐金2000锭，银252630两，钞110290锭，帛122800匹。赛典赤行省云南，元世祖赐银25000两，钞500锭。成宗即位后，赐弘吉剌氏驸马蛮子带银76500两。仁宗即位，赐句容郡王黄金百两，白金1000两，钞50万张。每逢元朝皇帝入继大统，按照旧的传统礼仪，亲王、宗臣、庶官、卫士，赐与之数，金币谷帛以万万计(马祖常《参政胡魏公神道碑》，《石田集》)。这种毫无节制的滥赏，使元朝政府的财政负担日趋沉重。天历二年(1329年)正月，中书省曾提出：朝廷赏赍不宜滥及罔功(《元史o文宗纪》)。同年七月，监察御史也惊呼财政支出较岁入多出数倍。八月，中书省不得不采取减少恩赏措施。然而，滥赏之风即开，也就难以煞住了。 除赏赐金银币帛外，还给诸王、公主、后妃、勋臣赏赐大量的分邑和田产。1236年朝廷一次就赏赐给贵族弘吉剌氏济宁路及济、衮、单三州，巨野、郓城等16县为其分邑。元顺帝赏赐给伯颜太师的田产达2万顷之多。这些皇亲、勋臣除从皇帝那里得到大量赏赐外，他们在地方上则更加贪残。威顺王宽彻普化(忽必烈之孙)纵怯薛等官侵夺民利，民颇患苦之（《元史o宽彻普化传》）。伯颜太师谐价授官，台宪官为值数千缗（《草木子》）。 皇帝和贵族的腐化，必然引起统治阶级内部的连锁反应，地方官府和官吏的贪残和腐朽也急剧地暴露出来。早在元贞年间，就有人指出了当时社会的弊端，说是官吏奸贪，士鲜知耻，政策多变，朝出而夕更；专用苛吏当官；热衷于对外扩张，取虚名而获实祸等等（刘埙《隐居通议·元贞陈言》）。元世祖时，阿剌瓦丁一人所盗官钞即达二万一千五百锭，盗取和买马三百四十四匹（《元史》卷11《世祖纪》八）。到大元末年，官贪吏污竟发展到向人讨钱，各有名目的地步（《草木子》卷4下《杂俎篇》）。如：新官到任，属下诸吏第一次拜见，必须送礼，名曰拜见钱；官吏向百姓索要的钱，名曰撒花钱；每逢节日，百姓必须送礼给官吏，名曰"追节钱；主管部门的官吏行施日常本职事务，需向有关者索要好处钱，名曰常例钱；本官调离，新官到任，百姓要送礼，名曰人情钱；逮捕或拘留犯人，原告一方要付钱，名曰赍发钱；打官司时起诉一方要付钱，名曰公事钱。对于贪污受贿，某些官吏们美其名曰得手；委任到富裕地区做官者，叫做好地分；委派到京都附近州县做官者，道是好窠窟（叶子奇《草木子》）。在这种贪官污吏控制下的官府，赃污狼籍，甚至连元顺帝自己也不得不承认系狱之囚，冤抑莫释；在位之士，奸恶犹存（《宪台通纪续集》，《作新风宪制》，见《永乐大典》卷2609）。 随之，军队的腐败之风也在急剧发展，致使其战斗力大为减弱。军官对部下军户苛敛百出：节日、生辰、出征、洗尘、筵会、婚聘，一切人情（《通制条格》），均让军户出钱送礼。甚至军官的封装、奔丧、承荫、承替、求仕等事，也向所管军户取敛钱物。以上种种腐败现象，加剧了社会矛盾（以上内容基本选自内蒙古社科院历史所《蒙古族通史》，民族出版社，2001年发行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