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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计历史影像依旧模糊的三代，自秦统一后的中国历史也已经够长，但仔细盘点盘点，其中能确立相对长期安定秩序的统一王朝，还真不多。苏辙说，三代以下“能一天下者四君”，分别指汉高祖、光武帝、唐太宗和宋太祖。再加上苏辙没机会看到的明、清两代，也无非汉、唐、宋、明、清五朝。而宋代夹在这个序列里面，又似乎多少有点尴尬。在一般人的印象中，相对窄小的疆域和不足称道的武功，都使得宋代和其他几朝相比，显得格局褊狭、气象暗弱。宋朝立国两次，又两次被游牧民族的铁骑摧毁，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仅有。尤其是靖康之变，二帝北狩，在严别夷夏之防的传统思维中，更是奇耻大辱。于是王夫之用“孤秦陋宋”之类简明扼要的文字对宋代作了定评，此后的历史叙述中，便有越来越多的人将“积贫积弱”作为概括宋代整体特征的首选词汇。甚至有人描绘宋代的人格形象，应该是“哭哭啼啼”的，对辽战争失败、对夏战争失败、对金战争失败、对蒙战争失败，轻则丧师辱国，失地纳币，重则宗庙颠覆，神器易主，可不得哭哭啼啼吗？总之一个字：弱！即便陈寅恪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王国维也说：“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这些权威学者对于宋代文化的高度评价，都不足以取代因军事失败而铸就的宋代形象。民间文学中杨家将故事和岳飞事迹的流传，好像也是特意用来反讽宋代军政的萎靡。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社会经济史研究成果不仅证明了宋代不贫，而且很富有，使得宋代在很多历史叙述中开始“脱贫”了。但军事上的“弱”，由于诸多战败事实的存在，似乎成了翻不了的铁案。 果真如此吗？有好事者经过统计，意外地发现，宋代对外战争的得胜率居然超过唐代！更有不少军事史研究著作已经注意到宋代兵种的齐全与协调作战能力的强大，与素来宋代军事力量薄弱的通见并不匹配。或许这些零零碎碎的论据尚不足以改变人们的成见，促使人们从整体上重新认识宋代军事史，但曾瑞龙博士的两本著作：《经略幽燕》和《拓边西北》，却已经为我们重新审视宋代军事史打开了新窗。 《经略幽燕》的副标题叫“宋辽战争军事灾难的战略分析”，《拓边西北》的副题则是“北宋中后期对夏战争研究”。不用多说，光看副标题，读者也能明白这两部书的具体研究范围与旨趣所在。《经略幽燕》引入战略分析视角，试图将宋辽战争作为整合军事学和历史学研究的古代案例，在方法论上极富创新和启示性意义，而经过细微入里的研究，又往往得出具有颠覆性的结论。故此书出版后不久，就引起宋史学界及相关研究领域的强烈反响，且在2004年大陆宋史年会上，被授予“邓广铭学术成果奖”。但对于普通读者来说，港版书毕竟难得，曾瑞龙博士也并未活跃于大陆学界，故其人其书的名声还基本局限在专业圈子里。然而宋代的军事历史，又恰恰是一般读者乐于谈论、业余研究者扎堆的地方。所以，我想很有必要让这两本书拥有更多的读者。 以往检讨宋代军事失败的论著，不管具体持论如何，都会有意无意将矛头指向宋初的几个立国政策，从中寻找宋代军事灾难的“根本”原因。在这个问题上，最躲不过后世史家口诛笔伐的，是“强干弱枝”、“重文轻武”、“先南后北”三大国策。强干弱枝造成边防军事力量薄弱，重文轻武使得军事人才匮乏，先南后北则错失收复燕云的良机。这些长期以来占据宋代军事史研究主流话语权的论说，看起来颇有理据，其实根本经不起历史细节的推敲。 比如强干弱枝问题，曾瑞龙博士举出早在北魏时期已有“深固根本，强干弱枝”（《经略幽燕》第一章“北宋军事失败的宏观解释”，页4）的战略主张。笔者想在这里补充一则更为具体的例证： 太宗文皇帝既定大业，万方底乂，犹务戎备，不忘虑危，列置府兵，分置禁卫。大凡诸府八百余所，而在关中者殆五百焉，举天下不敌关中，则居重驭轻之意明矣。承平既久，武备寝微，虽府卫具存，而卒乘罕习，故禄山窃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资，一举滔天，两京不守。（《翰苑集》卷十一《论关中事宜状》，参《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八唐德宗建中四年八月，《新唐书·陆贽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