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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宋朝在历史上是一个比较软弱的朝代。北宋时期的地缘政治形势较前代有了较大的变化，宋朝统治者面临多边外交，必须重新审视新的地缘政治和外交格局，从而采取相应的外交政策。“国朝西北有二敌，南有交趾”。蔡绦的此句评价，大体勾画出了宋初的总体周边形势。北方有政治和军事上都很强大的辽，西北有“叛服不常”的西夏。由于北方存在的巨大压力，宋在对外交往中不得不将其战略重心摆在北方，这就导致了宋朝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资源的向北倾斜，形成了“重北轻南”的政治格局。这一政治格局给宋朝与南部周邻的关系带来了直接的影响。与黎朝战争失败后，宋朝对越政策不得不发生转变，对于越南只能采取羁縻政策。苦于应付辽和西夏这两个强敌的斗争，消耗了宋朝太多的精力和财力。宋真宗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澶渊之盟”后，宋朝国力更加衰弱，从而无暇南顾。为了争取一个较为有利的外部环境，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宋朝从实际情况和对其地缘政治环境所做的深刻分析出发，调整对越政策向着更加务实的方向发展。另外这一政策的转变与宋朝一贯的文治思想也不无关系。宋朝实行的崇文抑武政策或多或少限制了边疆将士的拓边能力及积极性，从而使宋朝统治者尽量优抚远人，采取了比较保守的政策。 宋朝统治者对于越南的认识也是促使对越政策转变的另一个原因。宋朝和黎朝交战之时就有田锡等人上书宋太宗说：“况大国，视交州谓之瘴海，去者不习风土……愿陛下且罢斯役，暂息南征。交州未平，不足损陛下之功业；交州既得，不足光陛下之威声。”并称“得之如获石田”。在对越战争获胜无望的情况下，此论调得到了宋太宗的认可。虽然这可能是宋朝对于战争失败的自我安慰，但同时也真实地反映出交阯之地在部分宋朝统治者眼中只是一块“鸡肋”而已。宋真宗时，当又有官员要求朝廷对交耻有所作为时，宋真宗拒绝道：“祖宗开疆若此广大，谨守而已，安用劳民以贪无用之土?”宋朝统治者对越南还存在着“交州山川险僻，多潦雾瘴毒之气，虽得其地，恐不能守也”的认识。甚至后来当宋朝放弃在战争中占领的州县时，竟然发生“朝廷知其无用，乃悉以四州一县还之。然广源旧隶邕管羁縻，本非交陆所有也”之类的事情。 其次，从越南方面来看。由于越南远离中国封建王朝统治的中心，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其民族意识开始勃发。交阯之地虽然在长达千年的中国封建王朝的直接统治下，但已逐渐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封建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体系，出现了一些代表当地利益的新兴地主阶级及其政治代表人物，建立独立国家的民族意识日益强烈。由于这些内部条件的日益形成，加之在其后五代十国时期中国割据政权无力顾及安南的形势下，安南地方势力便从建立地方政权而逐渐走上了建立独立国家的道路。经过两次战争，越南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得以增强。到了李朝时期，越南仿效中国唐宋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封建体制，使越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国朝西北有二敌，南有交趾”的评价，不仅反映了宋时的周边形势，同时也反映了当时越南已经具有相当的实力。“由于越南逐渐强大起来，中国用武力控制越南的作法也逐渐行不通了”，这一点成为宋朝不得不接受的事实。越南实力的增强与宋朝国力的衰弱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迫使宋朝必须根据实际情况来调整对越南的政策。 越南灵活多变的外交手段也是促使宋朝早期对越政策改变的另一原因。丁朝在与宋朝正式交往之前，称臣于南汉政权。公元970年，当丁部领闻宋遣大军伐南汉之时，认识到宋比南汉更为强大，便及时遣使人宋通好。这一事件体现出丁部领敏锐的政治嗅觉和灵活的外交政策，同时也为以后越南统治者作出了表率。其后越南统治者大多能灵活地利用外交手段来处理与中国的关系。如黎桓取得与宋朝战争的胜利后，很好地把握时机，一方面主动向宋称臣纳贡来满足宋朝天朝大国的虚荣心，另一方面利用自己征伐占城取得的胜利向宋朝示威并施加压力，为自己争取到有利的形势，在外交中争取更多的主动权。越南统治者充分了解宋朝基于宗主国的面子不可能与其藩属斤斤计较的心理，往往在宋朝采取和平忍让政策时，不时寇边扰民、掠夺财物。而一旦看到宋朝态度强硬起来时，又会马上“待罪”、“谢罪”。越南这种灵活的外交手段不仅有效地维护了越南的国家利益，同时在宋朝对越政策的转变过程中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我们应看到，宋朝统治者所标榜的“无为而治”、“以德怀远”，并不是他们在主观上已经深刻认识到要用和平而不是使用武力来解决问题，而是他们掩饰软弱无能的托词。因为只要有可能，宋朝还是想拓土开疆的，但限于国力、限于当时实际形势，不得不做出“息事宁人”的选择。对于丁朝，宋朝由于政权尚未巩固，为了暂时稳住越南不至于腹背受敌，其真实目的还是要积蓄足够的力量而削平之。其后，黎朝的篡立也正好给了宋朝一个“削藩”的正当理由，对越南黎朝的战争便是为了实现这个目的而发生的。战争失败使宋朝统治者认识到重新实现“郡县其地”的理想暂时不可能实现。所以当黎桓死、诸子争立、国内混乱以及李公蕴篡夺黎朝王位等这些实现理想的“机会”再次到来的时候，虽有部分官员想重拾旧梦，但宋朝统治者却再也不敢冒险，而是从现实出发，和平发展二者的宗藩关系。宋朝这种变化集中反映在作为中越宗藩关系核心内容的册封和朝贡两个方面：在属于政治范畴的册封上，宋朝对越南统治者尤其是新篡立王朝统治者的请封经历了由不愿接受到被迫接受再到主动接受的动态过程；而在对待属于经济范畴的朝贡时，宋朝对越方的积极朝贡反而出现了由欣然接受到不胜其烦再到屡屡“却贡”的过程。在对待越南请封和朝贡问题上，宋朝完全相反的态度变化，恰恰反映出宋朝处理中越宗藩关系的理性转变过程。这一政策的转变从某种程度上部分实现了宋朝统治者的战略意图，使南方地区处于暂时的稳定状态，对于发展南方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促进民族地区的社会进步有一定好处，客观上维护了两国之间的和平稳定。越南则根据自身情况和有利的外部环境，充分利用这一政策发展与宋朝的积极关系，保证了国家独立，维护了国家利益，使越南社会步入了稳定的发展时期。 我们还应看到，随着越南国力的增强，宋朝对越忍让、克制的态度尤其是处理中越边境事务中“息事宁人”的政策，被越南李朝统治者看做是软弱无能，加剧了越南统治者个人野心的膨胀，最终导致了越南李朝于1075年大举进犯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宋朝依然严格执行和平务实的政策。宋朝取得富良江战役的胜利后，并没有乘胜追击进一步侵略越南，而是接受了李朝的乞降要求，随即罢兵班师，恢复和平。双方在“和则两利，战则俱伤”的道理上达成共识，重新回归到两国间正常的宗藩关系上来。战后宋朝统治者也更加坚决地遵循正常的宗藩政策，使得宋、李关系正常发展，中越两国间享有了两百余年的持久和平。自宋以降，中国历代王朝对越南的政策大都徘徊于“郡县其地”与宗藩关系之间，但基本以维持宗藩关系为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