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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出自《尚书》，在军事斗争的发生时期，将领的管辖权遍及财政和民政既是合理的也是传统的。我们可以在春秋、在战国、在秦汉、在三国、在隋唐，看到一个个英雄的影子，这些时代的英雄鲜有像岳飞那样明明立了大功而无辜受死的，而在宋朝，我们看到的是涣散溃败的军队，尸位素餐的将领，一个战将家族劳苦功高却满门战死（杨家将），一个大有作为却没有好下场的统帅（岳飞，在此之前忠勇名将狄青被猜忌而气死）！宋朝整体社会制度和文化都在盲目抬高着和平治国的文人，以致于发展到宋末理宗时期则产生一种文化怪物--“空谈性理的道学君子”，他们对治财政的视为聚敛，对为卫疆土的视为粗材，对作文章的视为玩物丧志，对留心政务的视为俗吏。在北方强敌频频内犯的情况下，没有国防保障的高度经济繁荣就是“将自己变成敌人养的肥猪”，甚至于用姑息外敌（西夏、辽、金）来控制自己的国防将士，用鼓励将帅腐化堕落来懈怠自己的国防将士，这是宋金缔结“绍兴和议”造成南宋偏安江南的根本原因，用当时秦桧的政策言论为“中国但着衣吃饭徐图中兴”。宋朝是中华帝国的最后顶峰，宋朝科技先进、经济繁荣、文化鼎盛，某些带有近代化特征的经济萌芽也的确在出现，如果襄阳之战抵挡住了蒙古人的话，历史会怎么发展呢？但是赵宋皇帝培植打压武人坐而论道之风又怎能救国家于不亡呢？ 难道宋代中华民族就失去尚武精神了吗！不是，两宋之间北方的多支山东义军骁勇善战，屡克金国和蒙古大军，半独立于几个政权之间近百年，而象靖康年间太行义军石赫那样，面对劝降诱惑和肢解屠刀而坦言“爷是汉人，宁死不降”，比比皆是。南宋末年襄阳被蒙古长年围困的时候，官军皆无法运粮入城，荆湖民兵三千在张顺、张贵兄弟率领下死战入援，全部牺牲。宋朝将领真的那么懦弱笨拙吗？也不一定，宋朝的武官选拔非常严格，《武经七书》被普遍传诵。在“文武分途、崇文抑武”的制度下，他们根本没有多大的发挥余地，宋军出征前皇帝还要遥控军队的阵形。 而将民族危亡放到首位而励精图治的岳飞却犯了赵家皇权的大忌－他建立了一支无敌天下的而本人威望崇高的岳家军。将帅无敌，必然名扬天下，而岳飞又不安心于做“赵宋家朝地位低级的愚蠢武夫”，好学而礼士，这样身边聚集了大量正直的报国学士为他做幕僚，但这恰恰犯了赵家皇权的大忌，因为他们的皇位正是这样来的。因此王夫之说岳飞之死的最重要原因是“结交士大夫”，不像常人理解的那样是岳飞力主“迎还二帝”，进入政治高层后众多智士围绕（幕僚李若虚、薛弼、胡闳休等皆是当世大才）的岳飞早有看透赵构用意的政治智慧，绍兴和议前后岳飞就几乎没有提出过“迎还二帝的北伐理念”。岳飞追求人生智慧和生命价值，走了文武结合的路线，赵构君臣就认为岳飞威胁了赵宋王朝的安定而欲制岳飞于死地。“风波亭”实同于“杯酒释兵权”，但赵构之手段残忍远胜其祖，而在风波亭之前恰恰是赵构搞了宋史上第二次“杯酒释兵权”，史称“一次忠谋，一次奸谋”。 “莫须有”非出秦桧，实为“同出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之一辙”！ 文与武皆为“国之大器”，无论如何都应该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是一个民族健全人格的全部，阉割掉任何一个方面都要出问题。赵家皇权开创这种贱视国之将士为“皇家警犬”的不良政治，使得赵宋亡于外敌的十万人崖山投海成为必然，不亡于金也亡于元，被强敌灭国的命运是终不可逃的。而明朝国制仿宋而设，亡于外敌也是一条必然的路线，戚继光晚年被贬谪而死也是岳飞的类似处境。在宋后三大朝代中皆因为宋朝文重武轻政治恶果的影响，而未能回到中华文明的汉唐雄风。清朝和元朝类似，来自关外蛮族的尚武强悍之风，注入到中华民族对武臣神经过敏的肌体中，扭转了“守内虚外、崇文抑武”的恶政，维系了中华民族的国家主权和独立发展，实在有功！而清朝和元朝在立国之初，种族皆文明初识皆未根除荒蛮野性，杀性未息造成族群对立，耗费大量国力来控制中原汉人，继承中华文明却难能发扬光大于中华周界。而明朝却因循宋朝国制成为第二个宋朝，在完成一统后闭关锁国，中华文明在宋朝之后终守于东亚四界而未能发扬光大于世界五大洲。 赵匡胤之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