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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史料，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安禄山从天宝元年（741）到天宝十四载曾长期担任（或兼任）平卢节度使，在其手下网罗了各部族的大批军事人员，其众多的高级军事将领或出身粟特，或出身突厥、同罗、拔野古，或出身奚和契丹，但竟没有一个高句丽人！与这一现象相对应，叛乱爆发后，作为安禄山旧部的高句丽人最早对其进行了抵制，并和安史叛军直接对抗达七年之久。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并非是高句丽人对唐王朝特别忠心，而是因为营州地区现实的社会情势和安禄山基于这种社会情势采取的措施失当所致。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尽管高句丽人在营州聚居已达300余年，并拥有相当数量的人口，然而在当地诸族混杂的局面中，却处于较为不利的地位。 首先，由于他们是一尚武、事农之民族，本来就缺乏像奚、契丹这些游牧民族那样的现成部落组织。其次，对于前后燕时期遗留下来的高句丽人而言，当他们被迁居营州之时，原有的组织形式已经遭到了破坏，再经过近300年的动乱、变迁，组织力更加微弱。而那些在唐初以战俘身份被强行安置到营州的高句丽人的组织力则更不足道：以高句丽王族为首的大部分精英人物已被唐朝廷迁到了黄河以南地区，而留在当地和唐合作的部分酋长、渠帅经过总章二年大长钳牟岑的反叛活动、圣历二年左右高句丽旧户（贵族）的逃亡活动，以及居住在营州附近的渤海靺鞨大祚荣与高丽“余烬”的反叛活动，组织力已经耗损殆尽。在唐前期，非常重视家世和身份，而在营、幽二州的高句丽人身份低微，他们不被重视甚至是遭到歧视也就是事之必然了，因而也就不是安禄山着意拉拢的对象。这就是安史军中没有高句丽出身高级将领的主要原因。 根据陈寅恪的研究，在玄宗之际，河北胡化已非常严重，而在多种族杂居的营州地区，汉人显然居于少数。《新唐书•地理志》：“营州柳城郡……户九百九十七，口三千七百八十九。县一：有平卢军，开元初置。”营州地区的编户稀少，驻军却十分庞大。《旧唐书·地理志》：“平卢军节度使，镇抚室韦、靺鞨，统平卢、卢龙二军，榆关守捉，安东都护府。平卢军节度使治在营州，管兵万七千五百人，马五千五百疋。平卢军，在营州城内，管兵万六千人，马四千二百疋。卢龙军，在平州城内，管兵万人，马三百疋。榆关守捉，在营州城西四百八十里，管兵三百人，马百疋。安东都护府，在营州东二百七十里，管兵八千五百人，马七百疋。”在玄宗时期府兵制崩溃之际，如此庞大的兵源主要要从当地及附近地区解决，而尚武、事农且没有强大部落组织的高句丽人就成了首选，因而有相当数量的高句丽人被吸收到了平卢军中，侯希逸和李正己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然而尽管高句丽人同样骁勇善战--如史载：“时回纥恃功横，诸军莫敢抗。（李）正己欲以气折之，与大酋角逐，众士皆墙立观，约曰：’后者批之。’既逐而先，正己批其颊，回纥矢液流离，众军哄然笑。酋大惭，自是沮惮不敢暴。”--但由于平卢军中游牧部族出身的蕃兵蕃将众多，高句丽人的才能并不突出，再加上身份和组织方面的制约，很难在军中显露头角。可以想见，在安禄山大量任用其他部族的蕃兵蕃将之际，备受冷落的高句丽军人会怀有多么强烈的不满情绪。因此他们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结成了一个以侯希逸、李正己等人为首，以高句丽军人为主体的中下层军人团体，成为以后高句丽武人集团的雏形。这一情况并未引起安禄山的注意。由于平卢军是他的起家之本，是他认为可以信赖的旧部，因此在其兼任三镇节度使，把主力转向幽州，准备发动叛乱之时，尽管从平卢军抽调了大批精兵猛将，却没有对军内的人事安排作精密的部署，从而给高句丽军人团体的崛起提供了机会。 755年，安禄山正式发动叛乱，唐朝廷以“以平卢节度副使吕知诲为平卢节度”，安禄山只是派遣腹心韩朝阳等招诱吕知诲，“知诲遂受逆命，诱杀安东副都护、保定军使马灵詧，禄山遂署知诲为平卢节度使。刘客奴与平卢诸将同议，取知诲杀之；仍遣与安东将王玄志遥相应援，驰以奏闻。”对此事《新唐书•侯希逸传》则载：“安禄山反，使中人韩朝阳传命，希逸斩以徇。禄山又以亲将徐归道为节度使，希逸率兵与安东都护王玄志斩之，遣使上闻，诏拜玄志平卢节度使。”《资治通鉴》：“安禄山使平卢节度使吕知诲诱安东副大都护马灵察，杀之。平卢游弈使武陟刘客奴、先锋使董秦及安东将王玄志同谋讨诛知诲，遣使逾海与颜真卿相闻，请取范阳以自效。”综合几部史书的记载可知：与刘客奴商议的“平卢诸将”就是以侯希逸、李正己为首的高句丽军人团体以及董秦、王玄志等汉人将领。但吕知诲被杀一事并没有引起安禄山的足够重视，他只是又派自己的亲信徐归道来做节度使，结果又被侯希逸和王玄志剪除，并奏报朝廷，“诏拜玄志平卢节度使。”王玄志不过是一个因侯希逸等人因自己的地位和威望所限而将被推上前台的傀儡而已，军中实权实际上掌握在侯、李等人手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