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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宋代的“恢复”情结[上](1)

http://www.newdu.com 2018-01-15 斯塾论坛 佚名 参加讨论
程兆奇
    宋代是帝制时代中国民族意识最昂扬的时代,其成因一在于宋代始终没有摆脱边患的困扰,一在于宋代特有的士人自觉精神的高涨。民族意识昂扬的一个表现,便是终宋一朝士人都好言“恢复”。民间私议固然如此,朝政也往往为之左右。所以要理解宋人的意识世界,理解宋代的外交军事政策,比如为什么既有联金的覆辙在前而又有联蒙之祸在后,不认识这一不为今人所重视的“恢复”情结,终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
    宋以前人也说“恢复”,比如安禄山陷洛阳长安后唐人所说的“恢复两京” [①] ,比如周世宗给江南主信中所说的“恢复内地” [②] ,但包括南北朝人在内,当时所谓的“恢复”都仅是就失地而言,并没有宋人“恢复”所特含的华夷意识。宋人的华夷意识,是与“正统”观念一起,伴随着士人自觉精神的萌发成长和外敌压迫的日益严重而强化的。庆历时反对对元昊用兵的知谏院张方平,说过这样一句话:“陛下犹天地之父母也,岂与犬豕豺狼较乎!” [③] “犬豕豺狼”四字,最可见宋人对“夷狄”的警惕、仇视和不抱幻想。及至靖康之难,边鄙之微恙成为腹心之巨祸,华夷界限遂成不可逾越的天堑,“赤子尽为左衽” [④] 也因此成为极大事。
    一
    宋承乱世五代而来,五代数十年八姓十三君篡僭相继,宋太祖亦凭枪杆子从孤儿寡母手中抢得江山,因此,铲除掌军武人坐大的温床,保全赵氏的皇脉,避免篡僭的历史重演,在宋太祖心目中占有特殊的位置。宋太祖曾对江南(南唐)使者许铉说过一句霸气十足的话:“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⑤] 太祖此语,是被许铉:“李煜无罪,陛下师出无名”“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过失,奈何见伐?” [⑥] 的质问逼出来的。其实,不仅是对外的征讨,宋初释宿卫兵权,收强藩行政权,削宰相兵、财权,为后世垂“家法”,其脉络的源头也就是这句话。
    太祖既取贬抑武人的立场,任用文士就成了题中应有之义。太宗尝说:“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致治。” [⑦] 有宋一代,上自宰执,下至知州知县;包括枢密院的所有政军财法部门,以致于经略安抚那样的武职,多由文士充任。蔡襄曾说:
    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词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臣,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 [⑧] 
    不过,要追根溯源,重文并不是太祖的成算,不是因为太祖在古今帝王中对“文化”独有偏好,而爱屋及乌泽被文士。惠及文士,只不过是太祖贬抑武人的副产品。宋代后嗣诸君多好文爱士,如真宗“圣性好学,尤爱文士” [⑨] (太宗则为“天下无事,留意艺文” [⑩] ),如英宗以皇子入宫时“行李萧然,无异寒士,有书数厨而已” [11] ,至有与艺文极亵者(如徽宗),实是重文风气已成后的别话。就太祖而言,任用文士仅仅是因为文士的无足于侵害赵宋的皇脉。
    《涑水纪闻》中有一段为人引用很多的话:
    太祖时,赵韩王普为宰相,车驾因出,忽幸其第。时两浙王钱俶方遣使致书及海物十瓶于韩王,置在左庑下。会车驾至,仓卒出迎,不及屏也。上顾见,问何物,韩王以实对。上曰:“此海物必佳。”即命启之,皆满贮瓜子金也。韩王皇恐,顿首谢曰:“臣未发书,实不知,若知之,当奏闻而却之。”上笑曰:“但取之,无虑。彼谓国家事皆由汝书生耳。”因命韩王谢而受之。 [12] 
    赵普贵为百官之首,又是建立赵宋王朝的一等功臣,只能得到所谓“彼谓国家事皆由汝书生耳”的待遇,可见文士在太祖眼里是极不足道的。(王夫之以为此语出于太祖对普之“疑忌”而“相刺”,似未尽惬 [13] 。)太祖这样说恐非一时的兴之所至,当是胸中蕴蓄的不经意流露 [14] 。他对普说的另一段话对此有极坦率地表白:“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令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 [15] 文臣为害,非仅是“贪浊”,也未必不能如武人那样撼动根本,但发作毕竟较缓,不象武人的威胁骤然勃发难以抗御。而且,太祖生长在武人气势嚣张文士极其卑猥的五代,自己亦靠枪杆子夺得天下,在他心目中,文臣自然不足为虑。这种不足虑,不是说他对文臣的品格别有高估,以为文臣没有为恶之心,而是他根本不相信文臣有为恶的能力——无非就是“贪浊”而已,还能使出什么大坏来!
    对文臣如此,对士人初时亦不宽贷。孙兰治《左氏春秋》,聚徒教授,其门人有被黜退者,兰入贡部理论,结果落得“决杖配商州” [16] 的重罚。可见太祖的成算只有“抑武”而并无“右文”。
    二
    但贬抑武人任用文士终会使时代风气发生转移。自“五胡乱华”,边鄙之武习浸润我华夏,晚至唐五代尚武轻文仍为社会的时尚。杨炯的“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17] ,足以传达“书生”在社会价值中的无足轻重。而杜甫所说的“健儿应斗死,壮士耻为儒” [18] 更可见时风对文事的鄙薄。后汉宰相杨邠尝说:“为国家者,但得帑藏丰盈,甲兵强盛,至于文章礼乐并是虚事,何足介意也!”《旧五代史》批评此语是“不识大体” [19] ,殊不知彼时的“大体”就是如此的!与邠同居相位的王章便“尤不喜文士,尝语人曰:‘此辈与一把算子,未知颠倒,何益于国耶?’百官俸廪皆取供军之余不堪者,命有司高估其价,估定又增,谓之‘抬估’。” [20]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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