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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代南方“土军”中还存在一种所谓的“子弟”者，最初在开天之际，因形势所需，在边地临时性征集当地的丁壮“亦常令教习，每年秋集本军，春则放散”。在安史之乱期间，南阳节度使鲁炅，曾率“岭南、黔中、山南东道子弟五万人屯叶县北”；德宗时浙江东西道节度使韩混、宪宗时东都留守吕元膺、文宗时徐州节度使王智兴都曾设置大量的子弟，说明子弟不仅在安史之乱期间，而且在和平时期德、宪、文朝也大规模地存在，足见子弟是南方兵役的重要承担者。又《旧唐书》卷133《李晟传》与《新唐书》卷180《李德裕传》均有史料关于南方子弟的记载。张泽咸认为，子弟是与乡兵相近的一种地方兵役形式；而张国刚则认为子弟明显“具有团结兵的特征”。这里，两位学者对子弟的认识虽略有歧义，但他们都不否认“子弟”是存在于南方的地方兵役的一种，故笔者将其归于南方“土军”之列。 此外，晚唐的史籍也常常提及南方的乡兵，它本是民间自发自卫乡土的武装力量，自然属于“土军”的一部分。唐末，社会极度动荡、匪患严重，地方豪侠之士常常召集乡民以“护惜乡里”为辞，要求乡民“自备资粮，共相保聚”，以维护地方的秩序。如果政府有所召唤，则“立可成军”。众所周知，唐代在后期南方兵力不敷之际，地方政府常借助于乡兵之力以弥补地方军力的不足，如王仙芝骚扰山南，节度使李福“团练乡兵，屯集要路，贼不敢犯”。不过，这种乡兵也属临时性的召集，若动动戡平，往往会被放散归农。为了加强对这种地方性民兵的控制，朝廷有时以特定的使职对其进行管理，如咸通九年十二月的庞勋起义期间，朝廷派司农寺卿薛琼，充滁、庐、寿州招乡兵使，令其“点集乡兵自固”。随着王室的式微、地方治安的持续恶化，“乡兵”逐步成为地方秩序的实际维护者。有时地方当局出于实际需要而“招抚”乡兵，并吸纳其首领进入地方机构，如唐末泸州土豪赵师儒“率乡兵凭高立寨，刑讼生杀，得以自专，本道署以军职”。 综上所述，无论团练(结)、土团、子弟抑或乡兵，它们都是从本土征发的非正规性的地方武装，具有民兵“预备役”之类的性质，它与健儿一样都是 构成唐代中后期南方“土军”的重要成分，如果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而言，团练、土团、子弟均可归入团结(练)的范畴，因为它是“府兵、健儿之外的其他临时征集组合军队的总称”。由于健儿在南方的“土军”中占有极低的比例，而府兵早在开元天宝年间就已经衰弱，此后湮没不闻，因此使得南方这种非正规化“团练型”的军人构成了南方“土军”的主体力量，从而使南方的地方军队——“土军”具有明显的“团练化”倾向”。 二、唐代中后期南方“土军”统领官员的“文职化” 唐代中期以后，南方“土军”中存在一个十分严重的团练化问题，与此密切相关的还有“土军”统领官员的文职化问题。 南方“土军”统领官员的文职化，实际上应包括藩帅的文职化与刺史的文职化两个层面，而藩帅的文职化则是南方“土军”统领官员文职化最核心的内容，其外在的表征有二：其一，观察使设置的普遍化。观察使在藩帅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在讨论南方“土军”统领官员的文职化之前，有必要先探究唐代地方军队的统领问题。众所周知，随着安史之乱后藩镇的“实体化”倾向，藩镇的首领——藩帅(节度、观察、经略等使)逐步攫取包括管内军队指挥权在内一元化的各种权力；然而在藩镇中，藩帅专兵的差异性，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为节度使与观察使的不同。尽管，节度使与观察使原本都是中央临时性设置的差遣使职；最初置于边境的节度使，由于被“赐之旌节”，故“得以专制军事”。“掌总军旅、颛诛杀”为节度使的职责所在，它更多地体现出军事的色彩。而作为藩镇首脑的观察使，原本是朝廷在不定期派遣使节巡按地方的巡察、按察、采访等诸使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它更多地体现出其“掌所部善恶，举大纲”的监察职能，出任观察使向来是清流文人的天下。随着安史之乱后地方的军事化，“观察使并领都团练使”，从而具有了一定的军事职能，成为统领当地“土军”的统帅。即便如此，由于文人化观察使的大量涌现，不可避免地给所在的藩镇打上“非军事化”的特色。 为了应付安史之乱南方的局势，遏制叛乱的进一步地蔓延，在南方各地，多数于至德(756)以后纷纷设立节度使；然而随着叛乱的戡平与和平曙光的降临，地方最重要的职责莫过于恢复、发展生产，在赋税之区的南方地区尤显得“安人是切”。在这种大环境下，唐廷十分看重官员对地方的治绩，渴望能够治世的“循吏”出现，故有“今者兵为农器，革作轩车，言于共理，在择循吏”之说。文人化的观察使与武人化的节度使比较而言，观察使更适宜扮演“循吏”的角色，乃对其“授以藩符，建兹戎，仍兼廉课，俾扬风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