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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惜篇幅详引这样一篇乞和书，实在是因为它的卑屈无耻已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若以今天的观点来看，作为个人，求生本是一个最充分的理由，作为国家代表，为了“长远利益”的权且其情也可原，但即便如此，也还总有个尊严的界限在。赵构身为传统时代的一国之主，又怀抱着国亡之巨痛和家破之深仇，而居然认贼为父，其厚颜无耻不能不让人痛愤！可惜，就是这样一个最不堪的皇帝，一旦苗刘兵变被废黜，大臣军将仍无不如丧考妣。抗金骁将韩世忠得讯，痛哭流涕，以酒酹地：“誓不与此贼共戴天” [33] 。 以今日观之，邦昌诚可怜也，赵构实可恶也，而宋人仍目邦昌为国贼，奉高宗为不可一日无之之至尊，此何事耶？吕好问所谓：“中国人情所向”也！ [34] （邦昌和高宗之事，最可见宋人对皇脉的“人情所向”，但仅仅是血脉之尊，则不能尽儒者的“正统”之意。人君之尊，不仅是势位，更在于“道德”。此即大儒程颐所谓：“人君惟道德益高则益尊” [35] 。而宋儒亦特以规正人君为己任。） 四 [36]宋代优奖士人而使正统观念得到强化，这也是华夷之成为严防的一个特殊背景。但华夷之防得以激发，则是因为“夷狄”成祸（今天中性化的说法叫“民族矛盾尖锐”），衣冠文物、王朝、“种族”面临了生死存亡的威胁。 华夷意识在我先民中久已有之（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37] 即是），但至唐五代为止并不占统领的地位 [38]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先民对异民族抱持的是一种开放的态度，绝非欧洲史上狭隘种族主义可比。《春秋公羊传》所谓：“中国亦新夷狄也”，何休解释说：“中国所以异乎夷狄者，以其能尊尊也。” [39] 用韩愈的名言，就是“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 [40] 说明我先民的认同标准在于文化而非种族。这种以文化为本位的态度，本是一种最健康的态度。华夷之防在宋人意识中居于中心位置，是随边患加深逐渐形成的。 宋初对外多取攻势，虽然从歧沟关之役起宋辽攻防已经转换，但因辽属燕云非石晋以后中原王朝之旧疆，而宋辽之役起于宋取燕云的主动，所以就大势而言，其时的交攻并不是辽单方面的压迫，夷狄问题也没有因此而形成。宋初士大夫不仅华夷意识淡漠，而且不乏“以德怀远” [41] 、“绥之以德” [42] 之论。曾任兵部侍郎的赵安仁还专门集“和好”故事，编成《戴斗怀柔录》。文官之外，宋初武将也多能以持平的态度待“夷狄”。何继筠备边二十年，为一代名将，子承矩承父业，“承矩自守边以来，尝欲朝廷怀柔远人，为息兵之计。” [43] 在这样的气氛下，虽然宋初的立国规模是在征战中奠定的，当时的宋臣却多主静守，反对兴师。不仅对“夷狄”，对中原割据方国也是如此。比如宋代首任宰相范质的态度即是“端坐镇静，不轻举动” [44] 。开宝二年（969年）宋军攻太原，太常博士李光赞上疏，认为：“太原得之未足为多，失之未足为少。国家贵静，天道恶盈。” [45] 。 金兴前宋的邻国以北方的辽为最强大。但如上所述，宋初的宋辽战争出于宋的主动，与夷狄成祸不同，没有引发宋人的华夷意识。以后宋辽在澶渊立盟，北边的问题得以暂时解决。宋代的夷狄之扰，首起于西夏李继迁，至元昊以后逐渐困扰宋廷，成为不能不正面对待的大问题 [46] 。庆历熙宁两次求强盛的变法，一个主要动机就是解决西夏的侵掠。在这样的情况下，华夷之防开始在宋人意识中抬头。 神宗对夷狄问题已有相当明确的意识。他曾以诗明志，诗曰： 五季失图，猃狁孔炽。艺祖造邦，思有惩艾。爰设内府，基以募士。曾孙保之，敢忘厥志。 [47] “内府”，指太祖为取燕云而贮岁余的“封桩库”。神宗时复以金帛成帑，以藏开拓西北的专款。神宗又作诗二十字：“每虔夕惕心，妄意遵遗业。顾予不武资，何以成戎捷。”以一字揭于一库，后称为“御前封桩库”。神宗计划的第一步是开拓青唐，然后“经略银夏，复取燕云” [48] 。当时所患在“银夏”，神宗却想到了“燕云”，这不是简单的由西事牵出北事，而是在神宗的意识里，夷狄问题已经上升为总体性的问题，单靠究治局部已不能解决。 华夷之防在宋人意识中渐居中心位置，宋代的外交军事政策，遂不能不受其影响。 五 宋辽在澶渊立盟，使两国无战事达百余年，这在两国关系就是全部国际关系的时代（西夏对宋辽关系不具制约力），可以说已是一个奇迹。虽然盟约规定宋须输辽银绢，因而名义略亏 [49] ，但立盟后得以通商，宋也从中得到了实利。北宋末“议者谓祖宗虽徇契丹，岁输五十万之数，然复置榷场与之为市，以我不急易彼所珍，岁相乘除，所失无几。” [50] 应是实情。金兴后宋置“久和之义” [51] 于不顾，固然有错综复杂的原因，如“上（徽宗）厌岁币” [52] ，如“王黼欲功高蔡京” [53] ，如“兼弱攻昧” [54] 的渔利心理等等，但华夷意识的高涨则是其中的一个关键。正是因为有了这一意识形态的支撑，才使宋决策层有了排除一切的道德理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