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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大将王镇恶自河入渭伐羌时，乘“艨艟小舰，行船者悉在舰内……舰外不见有乘行船人”；梁大将徐世谱与侯景战于荆州赤亭湖时，“别造楼船、拍舰、火舫、水车以益军势”。据研究，所谓水车可能是在船内搬用了脚踏翻车的轮轴机构，这种动力装置既可避免风帆的局限、增加战船的灵活性，又可保护操船水手的安全。唐代艨艟、走舸等军船当亦广泛应用这种技术。 其三，唐代导航技术也非常先进。* 据研究，在唐代，地文导航术有了新的进展，主要表现在： 1、某些具有早期航路指南性质的文字记载已开始见于史乘，虽然从文献资料上看不到唐代海员拥有非常全面的航路指南，但其雏形则已开始出现； 2 、有较为精确的数学典籍，如《海岛算经》，能对海岸和海中的地形地物的距离与高度进行测量； 3 、对海岸地形与海洋地貌的辨认知识日益增多。天文导航技术也出现了新进展，天文定向导航技术普及而成熟，并开始由天文定向导航向天文定位导航发展，当时处于萌芽状态的天文定位导航技术，在实践上虽只是一种较模糊的估计方法，但对一位经验丰富的海员来说无疑是一种颇具价值而且使用便捷的导航手段。（注：参见孙光圻《中国古代航海史》第 336─345页，海洋出版社，1989；周魁一、谭徐明前引书第 252─257页。） 指南针导航在宋代开始普及，但中国指南工具司南、指南车等发明应用的历史则非常悠久，汉代司南就很出名，晋代又有指南舟[19]（《礼志五》），唐初人们也没有忘记它们，用于航海的可能性极大。（注：望月信亨《佛教大事表》记载：乾封元年（666）“沙门智由携指南车至日本” （转引自范文澜《唐代佛教》第147页，人民出版社，1979），这表明唐初指南车并未失传。唐志拔前引书第78页说，3 至7世纪我国已出现指南针导航的萌芽。） 其四，唐代海洋气候知识也很丰富。 据研究，唐代对季风的认识有了提高并应用到航海实践中，如《唐国史补卷下》就记载说，“江淮船溯流而上，待东北风，谓之信风，七八月有上信，三月有鸟信，五月有麦信”。对台风的认识也有所提高，开始懂得按经验规避台风；另外对海洋潮汐的认识也提高了。 总之，唐初航海技术已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处于当时世界前列，比日本要先进得多，据王在晋《海防纂要》记载，直到明代，日本船还是“不用铁钉和麻斤、桐油，只联铁片，以草塞罅隙，费工多，费材大，布帆悉于桅之正中，不似中国偏帕活……唯使顺风，不能使逆风”。先进的航海技术为唐初海军建设以及平百济之役和白江之战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四、海军战术 对于海军来说，“战舰的主要职能总是保护自己的海上运输线，即保护货船、运输船和所载运的人员货物，封锁或破坏敌人的运输线。达到这两个目的才能取得制海权（控制海洋），而取得制海权通常是海军完成其战时职能的首要条件。这些战时职能包括抗击海上入侵以保卫国家，封锁敌人并通过海上向敌人进攻”。海军要覆行自己的职责、完成自己的战略任务，首先必须建立一支装备精良、编成编制合理、训练有素、战略战术得宜的海军。而“装备、编成、编制、战术和战略，首先依赖于当时的生产水平和交通状况”。海军是一国科技和生产力水平的集中体现，唐初先进的经济文化和生产力水平，为海军履行其职责、完成其任务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也决定了当时海军的编成编制和战略战术。 唐初海军的编成编制充分体现了当时的科技文化水平，也比较合理，能充分发挥当时先进的装备、技术和人员的战斗力。唐初海军配备的舰船有大小多种，杜佑所记六种不虚，实际只会多不会少。具体作战时，各种舰船的作用既有不同，又协调互补。《武备志》卷一一六《军资乘战船》说：“凡水战，以船舰大小为等……以金鼓、旗幡为进退之节，其战则有楼船、斗舰、走舸、海鹘，其潜袭则有蒙冲、游艇，其器则有拍竿，为其用利顺流以击之。”唐初，海军已有严格的条令，据《通典兵二法制附》记载：“船战，令曰：擂鼓一通，吏士皆严；再通，什伍皆就船，整持橹棹，战士各持兵器就船，各当其所，幢幡旗鼓各随将；所载船鼓三通鸣，大小战船以次发，左不得至右，右不得至左，前后不得易，违令者斩。”总之，唐初海军战船种类多，各舰行动协调，训练有素，阵位清楚；战船所载人员也按其职责分为将吏、战士和什伍（注：《卫公兵法辑本卷下》记载：“城上一步一甲卒，十步加五人，以备杂供之要。”这表明守城时，为战士提供后勤服务的人员竟达战士数量的一半。在海军战船上，若包括操持橹、棹者，非战斗人员与战士之比例将更大。），大家职责明确、配置严谨、纪律严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