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天智天皇在日本长津宫授予流亡日本的旧百济王子扶余丰“织冠”阶，并将一名日本贵族女子许配与他，正式册立扶余丰为“百济王”。同时下诏命令日军五千余人、乘船一百七十艘，护送扶余丰回到百济旧地。日本正式出兵百济。 这也是日本第一批派遣军。决心参战的大和朝廷倾其国力，支援事实上已经不存在的百济国大批战争物资--十万支矢、五百斤丝、一千斤棉、一千端布、一千张韦、三千斗稻种。 而在此之前的公元658年(日本齐明天皇四年)4月，由阿倍比罗夫将军率舰船一百八十余艘向今秋田、能代一带进攻，后又推进到渡岛附近(日本北海道东南端)。第二年3月，进攻桧山，占领大片土地，同时设立地方政府、建立军事基地，以备迎击虾夷势力的反攻。这场战争使得大和政权拥有了北海道的大部分地区。到这一时期，阿倍家族已经有七十年经略北部边境的历史，阿倍比罗夫也是当时日本著名的水军大将和外交名士。 唐罗联军征讨百济，是在公元660年，彼时日本大化革新已进行了十五年，虽然改革尚不完善，但整个国家的发展已经进入了良性循环。尤其在扫荡虾夷的战事成功之后，大和朝廷大体上完成了本岛统一，国家开始出现强盛趋势，国力处于上升期。 唐罗联军与百济开战的消息传到大和朝廷，已是战争发生后数十天的事了，与百济关系向来密切的日本之所以没有在第一时间给出反应，是因为唐罗联军的闪击战策略收到奇效，而派往唐朝的使团被唐朝软禁，这些遣唐使在9月12日被释放之前一直被看押，根本无法获取外界消息，更不要说向日本传回战时情报。 百济叛军向日本求救之时，恰逢阿倍比罗夫征讨虾夷凯旋。日本再一次燃起了重归半岛的野心，加以本国军队经过多年战争历练、士气正盛。但是大和朝廷心里很清楚，东北战争的对象只是虾夷部落的乌合之众，而如果要出兵朝鲜半岛，它真正的对手并不是新罗，而是本国推行改革的效仿对象--大唐帝国，是日本数百年来一直仰慕的大陆王朝。 对于这一切，大和政权统治者不可能不做一番仔细考量。 但与此同时，大和朝廷也确实有与大唐帝国一决高下的强烈欲望。 百济的覆灭对日本大和朝廷来说，也是极其重大的损失，这意味着它失去了一个盟国。如果听任百济亡国，日本在半岛上的利益将被彻底清除。 再者，日本实施大化改新以来，国内矛盾迭出，朝堂之上以及背地里的权力斗争从未消停过。在改革过程中利益受挫的旧豪族明目张胆抗拒改革，改革派的核心成员之间也是关系微妙，对领导权你争我夺。以中大兄皇子为首的改革派虽然有能力对政治异己实施铁腕，但是他仍旧时时受到有形或无形的掣肘，他对已经在手的权力没有安全感。 鬼室福信和僧人道琛迎回原百济王子扶余丰，试图在政治上进一步为自己增加砝码。 在此后大半年的时间里，扶余丰在日军的护送下，先后三次往返于半岛与日本，在日本大和朝廷的主导下，策划所谓的“复国大业”。 但扶余丰的回国并未平息百济残余势力内部的权力斗争。鬼室福信除掉僧人道琛之后，挟持着扶余丰，继续对唐军进行袭扰。 公元661年(唐龙朔元年)10月，大漠南北的铁勒发生叛乱。 12月，日本试图支援高句丽，齐明女皇遣水师北上，停泊在百济沿岸的船只失火受到一定损失，但仍起到了声援的作用。 公元662年(唐龙朔二年)2月6日，百济境内的唐罗联军到达平壤，远道送来所剩不多的粮草。由于远征作战，后勤补给困难，加上天降大雪，唐军在高句丽战区的军事进展不顺。唐初名将庞孝泰和他的十三个儿子全部战死，庞孝泰所率岭南兵全军覆没。高宗皇帝不得不进行战略收缩。 由于在高句丽战区的战事失利，高宗皇帝在命令撤出围困平壤的主力部队之后，给屯兵百济熊津城的刘仁愿下发圣旨：为避免孤城不可守，发生无谓的消耗，率部队撤至新罗境内，如果新罗王金法敏挽留他们镇守新罗，则在新罗待命；如果新罗拒绝，就乘船回国。 撤军诏书于4月送达。刘仁愿所部几经生死，思归者众，战争进行得十分艰苦。唯有刘仁轨认为应该坚持继续留镇百济，并说服众将。 扶余丰与鬼室福信以为刘仁轨部接到圣旨必然会撤军，于是放松警惕，并派遣使者传达：“大使等何时西还，当遣相送。” 公元662年(唐龙朔二年)7月，刘仁轨抓住敌军麻痹大意的有利战机，主动出击，在熊津江东岸有力地打击了鬼室福信所率领的百济残余，并且赢得赫赫战功--连续攻取支罗城(今属韩国全罗南道)、尹城、大山(今属韩国忠清南道)、沙井等城外设下的百济军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