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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皇二十年（600）正月辛酉（初一），突厥、高丽、契丹并遣使贡方物，时契丹别部又背突厥降于隋，文帝“悉令给粮还本，敕突厥抚纳之”。这表明隋文帝对边境四夷的政策始终还是安境保民。到隋炀帝即位，国家殷富强盛，朝野皆以辽东为意，唯独刘炫以为辽东不可伐，作《抚夷论》以讽，已是绝无仅有的少数派。 隋文帝晚年和炀帝大业初年何以朝野皆以辽东为意呢？ 从地缘政治来看，高句丽立国己五百多年，在东北亚局部地区己建立了霸权，百济、新罗不能抗衡，倭国的干涉也被击退，靺鞨、室韦俯首称臣，契丹虽叛附不一，亦不能兴风作浪，特别是高句丽西联突厥，又曾南结陈朝，在东北边境出现了俯瞰中华的态势。一旦中原有乱，则有如后来的与高句丽有血亲关系的满洲女真人，入关灭明席卷中原易如反掌，其势真可谓“狼顾燕垂”，虎视眈眈。所以大业三年（607）隋炀帝在塞外突厥启民可汗牙帐见到高句丽使者，即引起了警觉。更何况隋炀帝的对外政策顾问裴矩所谓：“高丽本箕子所封之地，汉晋皆为郡县，今乃不臣，别为异域”。孰不可忍。而当大业全盛之时，“安可不取？使冠带之境，遂为蛮貊之乡乎”[31]？其时隋的北方劲敌东、西突厥均己俯首帖耳彻底臣服，西突厥处罗可汗亲诣长安朝贡，炀帝对他说：“譬如天上止有一个日照临，莫不宁帖；若有两三个日，万物何以得安”？[32]隋不能容忍东北边境强大的高句丽独立存在，正如其不能容忍北境蒙古草原上强大的突厥政权一样，突厥已破，兵锋自然转向了高句丽，而且成为隋唐百年来对外征服战争的焦点，高句丽不亡，征战不断。 三、隋炀帝夸示四夷耀武征辽大摆仪仗 如何变高句丽“蛮貊之乡”为隋朝的“冠带之境”呢？早在大业三年（607）突厥启民可汗帐前，裴矩就曾为隋炀帝策划并献计：“今其使者朝于突厥，亲见启民合国从化，必惧皇灵之远畅，虑后伏之先亡，胁令入朝，当可致也”。裴矩以为其事易如反掌，在国力较高句丽更强大的突厥都“合国从化”的情势下，只需让其目睹了这一文物盛事的使者回国向高丽王传话，“令速朝觐，不然者，当率突厥，即日诛之”[33]。似乎只须恫吓利诱，高元即会象东、西突厥可汗启民、处罗及高昌王麴伯雅那样亲自诣阙朝拜。隋炀帝当即采纳了裴矩的意见，下令征高丽王元入朝。然而，高元惧，“藩礼颇阙”，不但不入朝贡献，反而断绝了朝贡使者，干脆不与隋朝往来。 这当然让隋炀帝大失面子，使天子龙颜震怒，被激怒了的炀帝当即下定了征讨高句丽的决心。大业四年（608）元月，炀帝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显然就是为征讨高句丽作准备。《隋书·阎毗传》记阎毗“以母忧去职，未期，起令视事。将兴辽东之役，自洛口开渠，达于涿郡，以通运漕，毗督其役”。同书《五行志下》记这年太原厩马死者大半，炀帝令巫者视之，“巫者知帝将有辽东之役，因希旨言曰：‘先帝令扬素、史万岁取之，将鬼兵以伐辽东也’。炀帝大悦，因释牧马者”。这是正史中有关炀帝征辽的最早信息。 永济渠北通涿郡（治今北京市），隋炀帝宣布声讨高句丽及发兵的地点，都在涿郡，永济渠的开凿，有利于隋征调全国兵力及运送全国物资到涿郡。隋炀帝既在大业五年（609）将吐谷浑纳入隋郡县体系中，将高句丽重新归入王朝版图当然己在他的通盘考虑之中。他先巡江都，作军事调度，然后沿大运河直达涿郡，正式总动员令随即下达了。《资治通鉴》记当时的军事动员和人员调动情况云： （大业七年二月）壬午，下诏讨高丽。敕幽州总管元弘嗣往东莱海口造船三百艘，官吏督役，昼夜立水中，略不敢息，自腰以下皆生蛆，死者什三四。夏四月庚午，车驾至涿郡之临朔宫，文武从官九品以上，并令给宅安置。于是，诏总天下兵，无问远近，俱会于涿。又发江淮以南水手一万人，弩手三万人，岭南排［］手三万人，于是四远奔赴如流。五月，敕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车五万乘送高阳，供载衣甲幔幕，令兵士自挽之。发河南、北民夫以供军须。秋七月，发江淮以南民夫及船运黎阳及洛口诸仓米至涿郡，舳舻相次千余里，载兵甲及攻取之具，往还在道常数十万人，填咽于道，昼夜不绝，死者相枕，臭秽盈路，天下骚动。[34] 征调范围遍及全国，其动员人数之众，规模之大，远远超过开皇九年（589）平陈之役，可以说是“扫地为兵”。仗还没打，已经搞得天下骚然。 由于频兴工役，大业五年（609）的大索貌阅虽搜括出大批人口，但仍感人役不够，有“总持菩萨”法号的隋炀帝这时甚至打起佛教寺院的主意。据唐人高临《冥报记》记载：“大业五年，奉敕融并寺塔”。释家史料记载了隋炀帝诏天下僧徒无德业者并令罢废的诏令，拆毁寺院，沙汰僧尼，用于充工役，充实国用[35]。直到大业七年（611），裁汰僧尼的命令仍在全国推行。据《隋书·王文同传》：“及帝征辽东，令文同巡察河北诸郡。文同见沙门斋戒菜食者，以为妖妄，皆收系狱。比至河间，求沙门相聚讲论，及长老共为佛会者数百人，文同以为聚结惑众，尽斩之。又悉裸僧尼，验有淫状非童男童女者数千人，复将杀之，郡中士女号哭于路”。王文同敢于“收系沙门”，“裸僧尼”，肯定是有上方的指示，但做过了头，民愤极大，被隋炀帝斩首，成为替罪羊。 大量裁汰僧尼也有可能引起社会不稳，为防止有人利用佛教聚众闹事，隋炀帝又将天台宗智者大师上首弟子灌顶召到涿郡，“远至行所，引见天宸，叙以同学之欢”[36]。炀帝还专门派遣员外郎崔凤举将道士王远知请到涿郡临朔宫，亲执弟子之礼[37]。随即，炀帝令跟隋着他的大批佛、道人士在涿郡摆起了四道场，为征人祈福，用以安抚人心。 隋炀帝还把鼓吹、乐队带到了临朔宫，在江都的各国朝贡使者也都来到涿郡，其中还有高昌王麴伯雅、伊吾吐屯设、吐谷浑王太子顺等。大业七年（611）十二月已未（初八），西突厥处罗可汗也来到临朔宫朝见，炀帝“备设天下珍羞，盛陈女掷，罗绮丝竹，眩耀耳目”，举办了盛大的歌舞宴会。由于隋炀帝对征辽胜利充满信心，招各国使者和藩属君王随军，就是要耀武让四夷领略大隋天子的威风，亲眼看一看不事藩礼的高丽王元的下场，以收杀一儆百之效。 但让人疑惑的是东突厥没有遣使来也没有如约派兵参战，其时启民可汗已死，其子始毕继位，与隋的关系发生了变化。突厥骑兵善于在恶劣条件下作战，此前隋将韦云起曾率东突厥骑兵征讨契丹，大获全胜，这次征讨高句丽若得突厥骑兵相助，沿西辽河上游快速突击，对高句丽将会是致命的打击，在塞外广漠天寒地冻环境下作战，突厥骑兵的战斗力无疑优于隋朝府兵。但三次征辽竟未见东突厥以一兵一卒相助，这当然是大问题。时始毕可汗虽仍受隋册封，但关系己疏远，大业五年（609）始毕就没有如约派兵协助隋军西攻伊吾铁勒军。年轻的始毕可汗看到隋炀帝正着力扶植西突厥处罗可汗，对隋离强合弱伎俩已有警惕。另外高句丽既与东突厥通使，双方面对强隋在战略上共同利益更多，实际上是唇亡齿寒的关系。始毕可汗从自身的切身利益出发，严兵不动，坐山观虎斗，这当然是对隋炀帝的不恭，但炀帝也暂且不能处置。 隋炀帝不能得到突厥骑兵助力，仅能邀得靺鞨渠帅度地稽所部有限人马从征，度地稽虽“每有战功”，但力量太小于大局无关轻重。在这场战争中，外藩诸夷多考虑自身利益，大多都只是作为观众。高句丽的世仇百济可谓是隋的天然战略伙伴，百济王余璋，对夹击高句丽也很有积极性，大业三年（607）就曾主动遣使请求征讨高句丽，炀帝令他“觇高丽动静”。但百济是小国，开皇十八年（598）贸然进兵不但没有捞到好处，反而在隋师败绩后遭到高句丽报服，当然要吸取教训，且余璋也深知高句丽若灭亡了下一个就会轮到自已，不如保持现状于己更为有利，于是鼠首两端，暗中与高句丽通款，反例“挟诈以窥中国”。大业七年（611），百济王余璋又假惺惺地遣使问隋炀帝征高丽的行期，实际上是为高句丽探听军事情报。蒙在鼓里的隋炀帝反而“大悦，厚加赏赐，遣尚书起部郎席律诣百济，与相知”[38]。翌年隋大军渡辽，余璋也集兵边边境，声言助隋，但实际上按兵不动，没有给隋军丝毫相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