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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皇二十年（600）正月辛酉（初一），突厥、高丽、契丹并遣使贡方物，时契丹别部又背突厥降于隋，文帝“悉令给粮还本，敕突厥抚纳之”。这表明隋文帝对边境四夷的政策始终还是安境保民。到隋炀帝即位，国家殷富强盛，朝野皆以辽东为意，唯独刘炫以为辽东不可伐，作《抚夷论》以讽，已是绝无仅有的少数派。 隋文帝晚年和炀帝大业初年何以朝野皆以辽东为意呢？ 从地缘政治来看，高句丽立国己五百多年，在东北亚局部地区己建立了霸权，百济、新罗不能抗衡，倭国的干涉也被击退，靺鞨、室韦俯首称臣，契丹虽叛附不一，亦不能兴风作浪，特别是高句丽西联突厥，又曾南结陈朝，在东北边境出现了俯瞰中华的态势。一旦中原有乱，则有如后来的与高句丽有血亲关系的满洲女真人，入关灭明席卷中原易如反掌，其势真可谓“狼顾燕垂”，虎视眈眈。所以大业三年（607）隋炀帝在塞外突厥启民可汗牙帐见到高句丽使者，即引起了警觉。更何况隋炀帝的对外政策顾问裴矩所谓：“高丽本箕子所封之地，汉晋皆为郡县，今乃不臣，别为异域”。孰不可忍。而当大业全盛之时，“安可不取？使冠带之境，遂为蛮貊之乡乎”[31]？其时隋的北方劲敌东、西突厥均己俯首帖耳彻底臣服，西突厥处罗可汗亲诣长安朝贡，炀帝对他说：“譬如天上止有一个日照临，莫不宁帖；若有两三个日，万物何以得安”？[32]隋不能容忍东北边境强大的高句丽独立存在，正如其不能容忍北境蒙古草原上强大的突厥政权一样，突厥已破，兵锋自然转向了高句丽，而且成为隋唐百年来对外征服战争的焦点，高句丽不亡，征战不断。 三、隋炀帝夸示四夷耀武征辽大摆仪仗 如何变高句丽“蛮貊之乡”为隋朝的“冠带之境”呢？早在大业三年（607）突厥启民可汗帐前，裴矩就曾为隋炀帝策划并献计：“今其使者朝于突厥，亲见启民合国从化，必惧皇灵之远畅，虑后伏之先亡，胁令入朝，当可致也”。裴矩以为其事易如反掌，在国力较高句丽更强大的突厥都“合国从化”的情势下，只需让其目睹了这一文物盛事的使者回国向高丽王传话，“令速朝觐，不然者，当率突厥，即日诛之”[33]。似乎只须恫吓利诱，高元即会象东、西突厥可汗启民、处罗及高昌王麴伯雅那样亲自诣阙朝拜。隋炀帝当即采纳了裴矩的意见，下令征高丽王元入朝。然而，高元惧，“藩礼颇阙”，不但不入朝贡献，反而断绝了朝贡使者，干脆不与隋朝往来。 这当然让隋炀帝大失面子，使天子龙颜震怒，被激怒了的炀帝当即下定了征讨高句丽的决心。大业四年（608）元月，炀帝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显然就是为征讨高句丽作准备。《隋书·阎毗传》记阎毗“以母忧去职，未期，起令视事。将兴辽东之役，自洛口开渠，达于涿郡，以通运漕，毗督其役”。同书《五行志下》记这年太原厩马死者大半，炀帝令巫者视之，“巫者知帝将有辽东之役，因希旨言曰：‘先帝令扬素、史万岁取之，将鬼兵以伐辽东也’。炀帝大悦，因释牧马者”。这是正史中有关炀帝征辽的最早信息。 永济渠北通涿郡（治今北京市），隋炀帝宣布声讨高句丽及发兵的地点，都在涿郡，永济渠的开凿，有利于隋征调全国兵力及运送全国物资到涿郡。隋炀帝既在大业五年（609）将吐谷浑纳入隋郡县体系中，将高句丽重新归入王朝版图当然己在他的通盘考虑之中。他先巡江都，作军事调度，然后沿大运河直达涿郡，正式总动员令随即下达了。《资治通鉴》记当时的军事动员和人员调动情况云： （大业七年二月）壬午，下诏讨高丽。敕幽州总管元弘嗣往东莱海口造船三百艘，官吏督役，昼夜立水中，略不敢息，自腰以下皆生蛆，死者什三四。夏四月庚午，车驾至涿郡之临朔宫，文武从官九品以上，并令给宅安置。于是，诏总天下兵，无问远近，俱会于涿。又发江淮以南水手一万人，弩手三万人，岭南排［］手三万人，于是四远奔赴如流。五月，敕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车五万乘送高阳，供载衣甲幔幕，令兵士自挽之。发河南、北民夫以供军须。秋七月，发江淮以南民夫及船运黎阳及洛口诸仓米至涿郡，舳舻相次千余里，载兵甲及攻取之具，往还在道常数十万人，填咽于道，昼夜不绝，死者相枕，臭秽盈路，天下骚动。[34] 征调范围遍及全国，其动员人数之众，规模之大，远远超过开皇九年（589）平陈之役，可以说是“扫地为兵”。仗还没打，已经搞得天下骚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