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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征讨吐谷浑的突厥可能有羁縻州者，但参与征行的可能大多为成为城傍的突厥。十四年平高昌，侯君集“率左屯卫大将军薛万均及突厥、契苾之众，步骑数万众以击之”[22]，契苾仍为契苾何力所统甘凉州契苾城傍；突厥，为阿史那社尔部，贞观十年内属，“处其部于灵州”，十四年，“以交河郡行军总管平高昌”[23]，所统兵当为灵州城傍内附的突厥部落，这次参加平高昌的突厥、契苾皆为城傍。十五年击薛延陀，“诏营州都督张俭统所部骑兵及奚、霫、契丹等压其东境”[24]，奚、霫、契丹部落由营州都督统领，是上论的营州城傍。十八年征高丽，“行军总管执失思力、行军总管契苾何力率其种落，随机进讨，契丹蕃长于句折、奚蕃长苏支、燕州刺史李玄正等各率众，绝其走伏”[25]，执失思力领突厥部落，契苾何力领契苾部，皆为城傍，契丹、奚与燕州刺史李玄正所领靺鞨落，皆为营州城傍，可见这次随太宗亲征的兵力主要为西北、北方及东北城傍。 《通鉴》卷一九八记载贞观十九年备薛延陀，“阿史那社尔发胜、夏、银、绥、丹、延、邠、坊、石、隰十州兵镇胜州。”“又令执失思力发灵、胜二州突厥兵，与道宗等相应”，胜、夏、银等州有部落城傍兵，丹、延等州有稽胡兵，阿史那社尔领兵汉、稽胡及城傍相杂，执失思力所领灵、胜二州突厥兵，完全是灵、胜二州的突厥城傍部落。二十一年讨龟兹时，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郭孝格、杨弘礼、李海岸等五将“发铁勒十三部及突厥骑十万”[26]，突厥骑为随阿史那社尔归附的灵州城傍；铁勒十三部为薛延陀平后，太宗在漠北所设的瀚海等十三州府[27]，不属于城傍兵。永徽中讨贺鲁，契苾何力与梁建方“统秦、成、岐、雍及燕然都护回纥兵八万讨之”[28]，燕然都护回纥兵指置于漠北的铁勒十三部中的回纥部，也不是城傍兵。武后时，“大发河东道及六胡州绥、延、丹、隰等州稽胡精兵”[29]，讨契丹，所用兵为河东城傍、朔方城傍及绥、延等州稽胡部落。这些都是发蕃兵入战之例。除用铁勒、稽胡兵外，绝大部分都是用城傍兵。治史者多认为蕃兵是唐前期战场上的重要力量，但蕃兵如何能大量、普遍地为唐所用，则在于这种城傍制度。 有关城傍兵的作用，我们还可引景龙四年命吕休璟北伐敕具体分析。《唐大诏令集》卷一三○略云： 北庭副都护郭虔瓘……领瀚海、北庭、碎叶等汉兵及骁勇健儿五万骑。金山道前军大使、特进贺腊毗伽钦化可汗突骑施守忠，领诸蕃部落健儿二十五万骑……朔方道行军大总管……张仁愿……领蕃汉兵募健儿、武用绝群飞骑、城傍等十五万骑。赤水军大使、凉州都督司马逸客……领当军及当界警汉兵募健儿七万骑。丰安军大使、灵州都督甄粲……领蕃汉兵马六万骑…… 据《通鉴》卷一一五天宝元年条，瀚海军12000人，天山军5000人，伊吾军3000人，北庭兵额总共2万人。郭虔瓘所领瀚海、北庭等汉兵当然不可能是北庭2万兵额的全部，因为北庭本身的防戍镇守也必不可缺，也要留除相当的兵员。郭虔瓘所领汉兵及“骁勇健儿”共5万骑，若北庭分出汉兵1万，“骁勇健儿”则有4万，他们是北庭的旁侧诸军士，即城傍，可见这次郭虔瓘领征行兵中绝大部分为城傍。朔方兵总数的64700人，若一半参加征行，可出兵3万人，“武用绝群飞骑”人数不可确知，但也可推知张仁愿所领15万兵中有近10万的朔方城傍兵，比重是相当大的。丰安军8千人，甄粲所领6万骑中有5万余为灵州城傍。赤水军33000人，若一半征行，有16500人，司马逸容所领7万骑中也有5万余凉州城傍。经这样推算，这次参战城傍兵达25万。这次北伐．除用突骑施守忠为借在蕃蕃兵外，其余各都督大使领兵绝多数为城傍。这些城傍不占正规军兵额，却大量征行，其数量远远超过正额汉兵．成为战场上的主力。城傍的作用于此可见。 城傍被征行时自备鞍马，不用唐政府供给“行赐”[30]，参战时，由国家给军粮。如武后万岁通天元年发河东道、六胡州及稽胡兵讨契丹时，便勒百余万斛江淮租赋往幽州，“纳充军粮”[31]，赴营州的城傍兵由国家给粮。作战之时及之后，立功的城傍兵可与汉兵一样，得到官赏赐物。《册府元龟》卷九八六开元九年五月壬申敕略云： 朕今发陇右诸军马骑掩其南，征河东九姓马骑袭其北……其蕃汉军将以下，战士以上．若生擒及新获康待宾等一人，白身授五品。 这个赏格不限蕃汉，河东城傍铁勒九姓也可以因擒获功而得官赏。《曲江集》卷一二《敕河西节度副大使牛仙客书》略云： 卿可于河西诸军州拣练骁雄五千人，即赴安西受于王斛斯分部……又恐安西资用之乏，卿可于凉府将二十万段物往安西，令随事支拟及充宴赐。 运往安西的二十万段物用充宴赐之费，参加宴设的包括了于河西诸军州选的五千人，这五千人的来源，同书卷一O《敕四镇节度王解斯书》作：“令河西于诸军州及在近诸军”中简择，“在近”与侧近、旁侧等同，指城傍部落兵。可见发部落兵征战，除给粮外，还要给宴赐费。 战胜后部落首领将士也可以得到赏赐。《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六册载“唐总计练残文书”（一）（73TAM210：1364-1）略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