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后，屯田增进了各民族之间的团结。新疆北部原为厄鲁特四部游牧地，东部吐鲁番、哈密地区的维吾尔人因避战乱于雍正五年（1727年）内迁到甘肃瓜州，伊犁种地几千户维吾尔人也随霍集占逃回南疆。清政府消灭准噶尔政权后，北疆仅存少数投降的厄鲁特牧民。乾隆确立屯田开发方针，绿旗兵起了屯田先遣队的作用。他们垦荒积谷，伐木造屋，为其他民人准备生产和生活物资，许多人后来携眷驻守，成为土著居民，与后来移居新疆的汉民构成汉族主体居民。迁移内地的维吾尔族重归吐鲁番、哈密旧地，逃到南疆的维吾尔族又回到伊犁种地，这两部分人构成后来维吾尔人的主体。早年被准噶尔压迫出走伏尔加河的土尔扈特部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返回祖国，被清政府安置在北疆游牧，分东西南北四路，共十旗。原准噶尔首领舍楞率领的牧民安置在科布多附近，与留居原地的牧民构成蒙古民族的主体。汉族、维吾尔族和蒙古族是当时北疆的三大民族，他们非常珍惜和平安定局面，团结互助，互通有无，成为繁荣北疆经济的主要劳动者。 对新疆的管辖：南疆之治 新疆的南部，与北疆地理环境不同，塔里木盆地中部有面积达32万多平方公里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浩瀚无垠的戈壁滩气候干燥，寸草皆无。唯一令人庆幸的是周围高大的雪山流淌着常年不断的雪水，维吾尔人就在塔里木盆地周围开垦出片片绿洲，从事农业生产。因维吾尔人善于种地，准噶尔政权控制南疆时，将当地维吾尔人首领玛罕木特押往伊犁，又迁移数千居民同往，令其种地输粮。伊犁地区的农业开发，维吾尔人有创业之功。 清军尚未结束平定霍集占的叛乱时，乾隆就已经提出对南疆地区实行“因俗而治”的方针。他说：“回部与伊犁不同，伊犁入我版图，控制辽阔，不得不驻兵弹压，至回部平定后，不过拣选头目，统辖城堡，统归伊犁军营节制。”《清高宗实录》，卷570，26页。清政府对南疆实行因俗而治，是其客观条件决定的。南疆周围绝大部分地区与哈萨克、爱乌罕（即阿富汗）、巴达克山等部相邻，这些部落慑于清军兵威，纷纷向清朝纳贡称臣，外境没有强邻压迫。清军在平叛过程中，和阗头人霍集斯、阿克苏头人颇拉特等维吾尔族首领先后归附清朝，仅库车和叶尔羌两城战事激烈，其他地区均不战而降。这种情况使南疆地区原有的行政组织基本上保存下来，可以为清朝利用，因俗而治。 维吾尔人的行政机构。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定边将军兆惠指挥清军攻下叶尔羌、喀什噶尔两城后，向乾隆报告了当地的行政机构情况。据他说：“查回部头目，曰阿奇木，总理一城；曰伊沙罕，协办阿奇木事；曰商伯克，管理租赋；曰哈子，管理刑名；曰密喇布，管理水利；曰讷克布，管理匠役；曰帕察沙布，查拏贼盗；曰茂特色布，承办经教；曰本特斡里，管理田宅；曰都管，管理馆驿；曰巴济格尔，管理税课；曰阿尔布巴，派差催课；曰市珲，协办都管事；曰巴克迈塔尔，专管园林；曰明伯克，其职如千总。”《清高宗实录》，卷593，12页。由此可知，南疆各城自阿奇木伯克以下，有一套比较完整的行政系统。大小伯克及其属吏占有大量土地，役使维吾尔人民种地交租，他们还利用南疆地处丝绸之路孔道的便利，向来往商人征税。南疆地区还自行铸造货币，即“普尔钱”，通行各地。 采用伯克制度，是因俗而治的基本内容。南疆地区经济是依赖绿洲农业生存的，维吾尔族在片片绿洲上筑城居住，西汉时西域有三十六国，东汉有五十五国，皆指城数而言。各城城主就是兆惠所讲的阿奇木伯克。乾隆与大臣们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实行阿奇木伯克制，作为清政府在南疆的地方机构。南疆共三十一城设立阿奇木伯克，因城市规模大小不一，清政府把它们分为三等：叶尔羌、喀什噶尔、阿克苏、和阗为四大城；乌什、英噶萨尔（即英吉沙尔）、库车、辟展为四中城；沙雅尔、赛里木、拜城、库尔勒、玉古尔、牌祖阿巴特、塔什巴里克、哈喇哈什、克勒底雅、玉陇哈什、齐尔拉、塔克、阿斯腾阿拉图什、阿喇古、玉斯腾阿喇图什、英额奇盘、巴尔楚克、沙尔呼勒、鲁克察克、托克三、喀喇和卓、洋赫、克勒品为二十三小城，“俱给与阿奇木伯克图记。其大城图记分寸视内地佐领，中小等城以次递减”《清高宗实录》，卷642，32页。。阿奇木伯克由三品至五品不等，他们已不再是自行其是的城主，而是听命于清政府的地方官员。 减轻赋税，改善维吾尔人生活。准噶尔政权控制南疆时，向各城横征暴敛，定额每年征收钱六万七千腾格（一腾格相当于一两银子），粮食四万零八百九十八帕特玛（一帕特玛合四石五斗），棉花一千六百四十三察喇克（一察喇克合十斤），红花三百六十五察喇克。克色克、绰克巴什人、商贾牧羊人等，每年要交钱四万六千腾格，商人还有金铜税——边界贸易维吾尔人，征税十分之一；外来贸易之人，征税二十分之一。由于税收过重，怨声载道，每年都不可能按数征收。清定南疆后，将赋税大减，以争取人心，规定每年征粮四千帕特玛，还不到旧额十分之一；征银六千腾格，同样不足过去的十分之一。因北疆驻军需用棉织品，棉花、红花照旧征收外，“其余零星杂税，概行蠲免”《清高宗实录》，卷593，13页。。通过税制改革，减轻了广大维吾尔人民的负担，有利于地方经济的发展，又使清朝的统治受到拥护。清政府还废除了南疆各城使用的普尔钱，在当地铸造“乾隆通宝”，统一了货币。 清政府在南疆设参赞大臣、帮办大臣、办事大臣、领队大臣等官分驻各城，加强管理，还规定各城阿奇木伯克轮班入觐汇报政情。乾隆能讲维吾尔语，在接见各城伯克时，可以直接了解情况。一次，清政府任命总理南疆事务的吐鲁番郡王额敏和卓来京，向乾隆报告说，喀什噶尔城阿奇木伯克噶岱默特“人甚平常，且勒取属人财物”等事。乾隆马上叫舒赫德、福森布、苏尔德等人调查此事，结果是噶岱默特根本没有勒索财物事，而且受人拥戴，“喀什噶尔回人咸云感谢噶岱默特”。这件事是额敏和卓有意陷害，以泄一己私愤。额敏和卓因积极参加清政府平定霍集占叛乱而受清政府信任，委以管理南疆事务大权，乾隆由此认识到对任何官员都不能偏听偏信，“回人互相倾陷，是其积习”。当时不仅额敏和卓这样做，不少来京觐见乾隆的伯克都诬陷他人，乾隆对额敏和卓予以免职处分，让他回到吐鲁番“安居静养”。对其他伯克们，“俱降旨训谕，嗣后各当痛加悛改”《清高宗实录》，卷900，5页。。各城阿奇木伯克经常借征税之机加赋于民，又大肆造谣，把责任推到驻扎大臣身上。办事大臣永贵主张采取没收牲畜财物办法给予制裁，乾隆不同意，“办理回部事务，宜因其性情风俗而利导之”《清高宗实录》，卷648，18页。。他强调的是只要不危及清朝在当地的统治，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依靠伯克们治理地方，不多加干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