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祢寔进是唐十六卫大将军之一的左威卫大将军，唐前期实行的是府兵制，府兵是当时唐朝最重要的军事力量，而当时统帅府兵番卫的中央统领机构是南衙十六卫。十六卫包括左右卫、左右骁卫、左右武卫、左右威卫、左右领军卫、左右金吾卫、左右监卫、左右千牛卫。每卫设大将军一人，正三品，地位尊崇。当时唐朝的军事统帅，一般来说都曾出任过各卫大将军。唐朝往往以各卫大将军为行军大总管、行军总管来担任征伐敌国或叛乱的军事统帅。如显庆五年（660），唐以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神丘道行军大总管征讨百济。此次左威卫大将军祢寔进来到莱州极有可能被付于了征讨任务，来接替或指挥薛仁贵出任征讨新罗的鸡林道行军总管。薛仁贵此时是鸡林道总管，他原来的右威卫大将军职务因大非川之败被撤。现在品阶位不详，可能最高为从三品。咸亨二年（671）薛仁贵屡战皆败，这极有可能导致唐中央政府对他的不满，派品阶在他之上的又熟悉熊津都督府情况的祢寔进来取代或是指挥薛仁贵是十分自然的，然而咸亨三年（672）五月廿五日祢寔进却病故于莱州，这无疑影响了唐罗战争的进程，打乱了唐中央政府的战略部署，这也应该是熊津都督府失陷的重要原因之一。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知，至少到咸亨三年（672），熊津都督府仍处于激战之中，因唐军兵力较弱，尽管黑齿常之、薛仁贵等人力战仍难以取胜。咸亨三年（672）九月，新罗文武王将所俘唐兵船郎将钳耳大侯、莱州司马王艺、本列州长史王益，熊津都督府司马弥军、曾山司马法聪遣返唐朝。被俘唐将领中钳耳大侯已如上述。莱州司马王益，也应该是在前往熊津都督府运送后勤物资时被俘的，因为临近战区的唐地方官有运送后勤物资的任务，如青州刺史刘仁轨就是因为督海运覆船而被撤职的。司马法聪在《日本书纪》中出现过，不过是熊津都督府熊山县令，不是曾山。可以肯定，以上这些人都是在熊津都督府之战中被俘的，而新罗于咸亨三年（672）九月释放他们，似乎说明此时熊津都督府已经失陷，因为上述官员都是熊津都督府的重要官员，尤其是司马弥军，新罗实在没有必要在熊津都督府战斗未结束时就将此人释放。更重要的是，新罗与唐开战的目的就是为了夺取熊津都督府（百济故地），现在既然目的已经达到，向唐归还战俘以示好，要求停战也就十分正常了。另外在河南洛阳，发现了咸亨四年（673）五月薛仁贵造像记，也就是说，薛仁贵咸亨四年（673）五月前后已回到洛阳，不再出征他方。从以上叙述中我们可以下一个大概判断，至迟咸亨三年（672）九月前，熊津都督府被新罗夺取，薛仁贵、黑齿常之等人撤回内地，而原来准备回百济参战的祢寔进病死于莱州，薛仁贵于咸亨四年五月前返回洛阳。 新罗之所以能够在不过两年的时间内就攻下熊津都督府，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东州道高侃，燕山道李谨行的军队正在安东都护府力战高丽叛众及新罗援军，抽不出兵力来援助虚弱的熊津都督府。《新唐书》记载：“侃徙都护府治辽东州，破叛兵于安市，又败之泉山，俘新罗援兵二千。李谨行破之于发庐河，再战，俘首或万计。于是平壤痍残不能军，相率奔新罗，凡四年乃平。”东州道行军总管高侃将安东都护府暂迁于辽东州（今辽阳），在安市败高句丽叛军后，又在泉山大败高句丽叛军，并俘虏新罗援军二千。可见此战新罗不仅参战，而且出兵不少。《三国史记》也记载：“唐将高侃率兵一万，李谨行率兵三万，一时至平壤，作八营留屯。”为救援熊津都督府，咸亨三年（672）七月，唐廷派高侃，李谨行领兵四万，与新罗军激战获胜，迫使新罗文武王金法敏归还战俘并谢罪。咸亨四年（673）闰五月，李谨行大败高句丽叛军于发庐河，高丽残众逃往新罗，平高句丽叛军战斗结束。新罗利用唐朝与吐蕃开战的良机，发动对唐战争、与高句丽叛众一起对抗唐朝，同时分出部分兵力援助高丽叛军，利用高句丽军队抵抗唐军，另一方面集中主力攻击熊津都督府，先是派水军打垮唐漕运队伍，断绝唐援熊津都督府道路。又在伎伐浦战斗中击败了薛仁贵，实际上包围了熊津都督府。薛仁贵黑齿常之力战不敌，于咸亨三年（672）退回唐朝，新罗抢在咸亨四年（673）唐军镇压高句丽叛乱前夺取熊津都督府。 第二阶段，从唐朝在短暂的休战期后，下令讨伐新罗，到唐朝复新罗文武王官爵、李谨行撤军回内地（673—675）。在这一阶段，唐朝派出大军讨伐新罗，在新罗北部大败新罗军队，但因西北战场紧张及朝内主和派大臣建议，接受新罗请罪，撤军回内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