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经过了大半年的精心准备之后，远征军于显庆元年（公元656年）正月终于正式出发，此次远征军阵容如下，左屯卫大将军、卢国公程知节为葱山〔即葱岭）道行军大总管，右武卫将军王文度为副大总管，旗下分别有左武卫将军舍利叱利、右屯卫将军苏定方、伊州刺史苏海政、周智度、刘仁愿等人（此人后来在镇守百济当中功勋卓著）。对于此次远征唐高宗显得极为重视，甚至亲至玄武门为唐军诸将饯行，期望此行能够一战成功。 在皇帝的殷切期望之下远征军终于踏上了西行的道路，行军是艰苦的，唐军足足跋涉了七个月才终于寻到了西突厥的踪迹，与阿史那贺鲁部众歌逻禄、处月（这里为处月残部）二部在榆慕谷（今新疆霍城果子沟）大战。已经六十八岁的程老将军依然不减其勇，麾军大破敌军，斩首千余级，俘获驼马牛羊万计。在追寻到西突厥主力之后程知节立刻派副总管周智度领军追击，于咽城（今新疆博尔塔拉）之下再破西突厥突骑施和处木昆诸部，斩首三万余，攻拔其城。 在接连两次大胜之后，唐军已经推进至鹰娑川(今裕勒都斯河)，即当年大突厥汗国西面可汗牙庭故地。而阿史那贺鲁也调集了重兵与唐军进行决战，显庆元年九月二十二日，阿史那贺鲁的儿子咥运率两万精骑与总管苏海政所率领的唐军前锋会战于鹰娑川，两军激战连场未分胜负，此时西突厥鼠尼施部又率援军两万加入战团，胜利的天平眼见慢慢往西突厥方面倾斜。此时十里外，苏定方恰巧在与苏海政隔了一个小山岭的地方歇马，望见远方烟尘阵阵，厮杀震天，知道前锋已然遇敌，于是急率五百铁骑赶往救援。当苏定方赶到之时战局已经到了千钧一发的关键，他审时度势，对敌军阵势薄弱之处进行决死突击。突厥战阵在这次突击之下遭到了致命重创，整体阵形瞬间崩坏，唐军乘胜追杀二十余里。此役斩杀一千五百余人，缴获战马二千匹，战场上一片狼藉，死马及突厥所弃甲仗，绵亘山野，不可胜计。 鹰娑川一战唐军获得了大胜，但是战后唐军内部的矛盾却爆发了出来。副大总管王文度开始公开地指责主帅程知节轻骑冒进，因此导致战斗虽然胜利，但是唐军亦有不小的损失。之后他居然拿出了一道圣旨，宣布因为程知节恃勇轻敌，因此皇帝委托王文度在适当的时候节制诸军。于是在王文度的指挥下，唐军一改之前的战术战法，将大军布成一个巨大的方阵，粮草辎重均藏于阵中，人马整天披甲戒备，缓慢进军，等待敌人的主动进攻。当然王文度的这种战法也不是凭空想象而来，其实是隋代杨素改革之前对付草原游牧民族的传统战法。但是他没有想到时代已经不同了，这种早以被淘汰的被动防守的战法立刻导致战马多瘦累而死，士兵疲劳不堪，士气大降的恶果。当时苏定方便对主帅程知节进言道：“我们本来目的是主动讨伐敌人，现在反而大搞防守。如今马饿兵疲，逢贼即败。怯懦如此，何功可立？”对王文度的战法大加抨击。此时的苏定方比谁都要焦急，他沉寂了二十多年，就等着这次大战能获得足够的功勋，谁知道到手的功劳就要这样被生生断送，万一军败搞不好回京之后还会担上不小的罪名，这怎么能不让他心急如焚？ 王文度此时的行为在所有的原始史料当中均记载为“矫诏”，也就是这道圣旨是王文度伪造的。可事实真是这样吗？细究史籍中的种种细节，却让人觉得并非如此。首先在王文度用矫诏的方式夺取指挥权后，程咬金的反应却是极为窝囊，当时苏定方就直接表示了对此诏书的怀疑，要求程知节将王文度囚禁起来，然后传书回京，等待天子的确认。可是程知节却并未听从苏定方的劝告，听任王文度胡来。要是别的将军也许性格懦弱一点有此反应也不足为奇，可是程知节是什么人？当年玄武门之变前就敢公然违抗高祖李渊的旨意，坚持不去外地上任。如果王文度真的是矫诏，以程知节的为人怎么可能听之任之？更大的疑点在于回军之后对王文度的处罚上，“矫诏”在历朝历代都是重罪，下场几乎都是个死，最起码也要流放三千里。王文度即便能借着矫诏打胜仗，回国之后显然也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显然付出与收获根本不成正比。但是王文度却依然干了，并且矫诏之后并没有打胜仗。可是回国之后的惩罚却异常地轻，仅仅是个“特除名”，“特除名”在唐律中仅仅为罢官三年，而且三年后可叙官，再录用时降原有官品两级而已。这样的惩罚已经让人感觉到异乎寻常，可是更为匪夷所思的是王文度被罢免之后的三年刚出头一点，就被高宗皇帝迫不及待地起用为左卫郎将、首任熊津都督。在如此众多不符合逻辑的记载中可以发现，只有王文度的圣旨是真的才能解释这一切，让逻辑变得合理。王文度使用了圣旨却造成了极坏的后果，如果这道圣旨是真的，那么责任很大程度就要归咎于高宗皇帝，因此这道圣旨只能是假的，“矫诏”这个黑锅也只能让王文度一个人承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