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前期的行军作为战略机动兵力，它无固定战区，具有临时性和战时性两个基本的特征，往往军事行动结束立马罢兵。之所以这种灵活机动的行军制度得以推行下去，并确实在保证整个边防系统的正常运转和边疆的稳定与安宁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与唐前期的国力是密不可分的。唐朝前期，经过一系列政治、军事和经济改革，唐朝的整体综合国力远远的强于周边诸族，因此，在对边疆地区有步骤的开拓与经略的过程中，一旦确定了某一阶段的战略目标，就可以迅速从内地抽调大量的兵员，编成颇具规模的野战军，实施具体的攻防任务。完成攻防任务或军事行动结束后，除留下少部分的兵用于镇守外，旋即退军并解散行军。这一时期，“李靖平突厥，李勋灭高丽，侯君集覆高昌，苏定方夷百济”等等，都是采取行军这种组织形式的。 但是，自唐高宗仪凤年间以后，唐朝的边疆局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盛极一时的吐蕃不断寇扰西境，新崛起的后突厥汗国攻掠南下，东北的契丹、奚、室韦、棘鞨等族，也屡屡袭扰边境，唐朝的边疆陷入了全面的危机之中，唐军被迫在多线作战，疲于应付危局，东征西讨，损耗很大。尤其是仪凤三年(678)与吐蕃的承风岭之战，万岁通天元年(696)和神功元年(697)与契丹两次战于平州(今河北卢龙)，数七万唐军死亡殆尽。定边战争的长期性和连续性，使府兵消耗殆尽，从而也就使唐初屡次在应付边防危局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行军制度，由于失去府兵的支持而难以推行。于是，为了适应新的边防形势的需要，唐朝的边防战略不得不由攻势战略转入防御战略；为了抵御周边各族的进攻，不得不在边防屯驻大量的军队。这样一来，“原来临时征行的军队被迫转入长期的屯驻，长期屯驻的镇军开始取代临时出征的行军，并成为一种新的野战军的组织形式。可以说镇军是适应当时防御战略需要的野战军组织形式。” 当然，唐朝御边体系由行军向镇军转化，我们以仪凤年间作为一个基本的分界线，这只是就总体趋势而言的。事实上，在唐高宗后期至唐玄宗前期，行军向镇军的转化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在边疆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时间段内，随着唐军与“蕃兵”实力的消长，彼此攻防的转化，“在大量的临时行军转化为屯驻镇军的同时，仍有不少旋置旋解尚未转化为镇军的行军，因而形成了这一时期行军形式的野战军与镇军形式的野战军交叉并行的现象。当然这并不能改变行军本身总体上的萎缩和衰颓之势。至中宗、玄宗前期，这一出征形式便已基本废弃，并最终形成了节度使领兵的镇军制度。镇军既是常备军又是野战军，是常备军与野战军合一的军事体制。这一体制的确立，结束了以往常备军与野战军分离的状况，是唐代军事制度和又一个重大变化。” 综合上面三个部分的论述，对唐朝的边疆军事部署和御边体系的变化，我们有了一个粗线条的认识，即唐前期，边防的重心是重视人防和军队的建设，虽然并未像前朝一样大规模地修筑长城，但它却在边疆要塞有针对性地修建了一些边城，建立了一套灵活机动、反映快速的边防体系，并以规模庞大的府兵组成战时的野战军团，靠行军制度维护了边疆地区的稳定。唐中期，随着边疆局势的变化，尤其是西部、北部和东北边疆危局的加深，唐前期的边防体系已经不适应新的形势的发展变化，于是行军制度逐渐地向镇军制度转化，最后形成了以防守为务的节度使镇边体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