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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西部和北部边境吃紧，唐军疲于应付之时，契丹松漠都督李尽忠和归诚州刺史孙万荣又相互勾结，挑唆契丹部族反叛，攻陷营州，杀害营州都督赵文翙，东北边防告急。武则天在万岁通天元年、二年(696、697)，接连不断地出兵征讨，虽是最后获得了胜利，并初步稳定了东北边疆的局势，但在战争中唐军死伤惨重，元气大伤。更为致命的是，武则天在处理后突厥汗国的入侵时，由于采取消极的防御政策，又听信谗言诛杀了在抗御突厥入侵中屡立战功的边防名将黑齿常之、程务挺等人，自毁长城，使后突厥之害愈演愈烈，形成北方严重的边患。总而言之，唐高宗后期至武则天时期，唐朝的边防危机迭起，经常出现“燕代迫匈奴之侵，巴蜀婴吐蕃之患”，“秦之首尾，今不完矣，即所余者独三辅之间。” 起自唐高宗后期，贯穿在整个武周时期的边防危机，直到唐中宗复位后才稍有缓解。景龙元年(707)，中宗采纳“蒐乘训兵，屯田积粟，谨设烽燧，精饰戈矛，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的防御突厥之策，任用“善阵能师”的左屯卫将军张仁愿为朔方(今内蒙古乌审旗南白城子)道大总管，屯兵边疆，防备突厥入侵。张仁愿上任后，乘默啜率部西征，漠南空虚之间隙，在黄河北岸一线修筑攻守兼备、防守与巡游相结合的三受降城防御体系，抑制了后突厥的南侵势头。尽管如此，在玄宗即位之初，唐朝的边疆形势依旧很严峻：漠北的后突厥汗国毗伽可汗成功地策动河曲地区的突厥降户返回漠北，势力大振，时时都在窥探大唐虚实动静，秣兵厉马，南侵西扰，以期恢复突厥汗国的广袤疆宇；东北地区的契丹与奚的上层首领，也在积极积蓄力量，组织部众，饮马辽河，伺机进占辽西地区；吐蕃势力进一步向河西、陇右和西域地区渗透，唐蕃之间无休止的争锋，使西部和西北边塞局势错综复杂。 面对边疆地区的如此危局，玄宗即位后励精图治，推行募兵制代替业已名存实亡的府兵制，通过改革军制来扩充兵源；沿边重要地区设置了节度使，增强边兵力量；大兴马政，扩充骑兵，严格训练军队，提高军队的战斗力。通过这一系列的军政改革后，玄宗开始了对边疆地区的经略，并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边疆地区的危局，一度出现了“虏不敢乘月犯边，士不敢弯弓报怨”，“西蕃君长，越绳桥而竟款至关；北狄酋渠，捐毳幕而争趋塞”的局面。在北部边疆，开元四年(713-716)，玄宗利用后突厥默啜可汗连年穷兵黩武，部众怨愤而纷纷叛离，势力大减而唐军击败了吐蕃的入侵，西线战事稍缓和之机，主动出击并斩杀了默啜可汗，使原来羁属突厥的回纥、同罗、霫、仆骨等铁勒五部归降唐朝。默啜死后，毗伽可汗即位，并派人策反被唐朝安置在河曲地区的突厥降户，势力渐强，便不时扰略唐边，但面对着经开元之治后，综合国力增强的大唐，后突厥汗国始终不敢大规模南犯。这种情况一直到天宝四年(745)后突厥汗国灭亡，50余年来动荡不安的北部边疆方进入“烽燧无警”的时期。 在西北边疆，突骑施汗国崛起于西域，威胁着唐朝在西域的统治，玄宗开元初期，对之采取安抚之策，基本上稳定了西域形势。但在开元十四年(726)以后，由于唐朝边将在处理与突骑施汗国的关系时措置不当，导致双方关系破裂，使西域地区陷入战争状态，一直到唐天宝年间，突骑施归唐，西北边疆局势才趋于稳定。在河西、陇右地区，整个开元、天宝年间，唐蕃双方时战时和，势力彼消此长，既有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也有短期的和平往来，总体上吐蕃处于进攻态势，唐军处于守势。 在东北边疆，唐前期以营州为据点，对契丹、奚、霫等族进行羁縻统治。但由于武则天时期，契丹、奚据营州为乱，迫使唐朝把营州治所东移至柳城，失去了“据天下之脊，控华夏之防，钜势强形”的营州战略要地，对东北的契丹、奚等族羁控不力，使东北边疆局势一直未稳。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为了兴复营州，稳定东北边疆局势，曾与奚、契丹进行了多次交战，可一直到安史之乱前，都未曾彻底降服契丹、奚，恢复对东北边疆的完全掌控。 三、御边体系由行军向镇军转化 唐朝的御边体系由行军向镇军的转化，是与唐前期军事战略的演变和边疆形势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的。 在唐前期的防御体系中，把全国划分为若干个监察区或军事防御区--道，分道置兵，每道都有专门的防御目标。在各个道内设置的用以监管各羁縻府州的都督府和都护府，作为地方最高一级的军政机构，其长官负责统领该区的防务。然而，要保障羁縻府州充分发挥其安夷守土的作用，保证都护府充分发挥设制实边的监控威慑作用，并应对边地随时可能出现的变故，仅靠都护府的驻军在很大程度上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所以，为了弥补边疆平时体制之不足，在唐前期一直沿用自唐高祖以来历次开疆拓土或平息边乱所采用的行军制度，即根据边疆形势的发展变化，临时集结府兵、募兵和临时征调的藩兵，组成以机动作战为主的野战军团，由行军总管、大总管统领，用以应付战争和突发事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