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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穆宗和春天似乎有着不解的缘分。 父亲的死亡使元和十五年的春天苍白而寒冷。穆宗是顶着这早春的料峭寒气走向他憧憬已久的帝位的。但这也许不是一个属于他的位置。连《剑桥中国隋唐史》也说：“大致可以这样说，如果雄才大略而猜忌成性的宣宗能直接继其父宪宗即位，九世纪朋党之争或可和缓得多，或者甚至会使中国人不知朋党为何物。”人们通常认为，中唐党争的根苗萌生于元和三年，或元和十年。可终元和一朝，没有爆发大规模党争。这不能不归功于宪宗的手段。可穆宗是没有宪宗或宣宗那样的能力来平衡文职官僚集团日趋激烈的派性斗争的。 长庆元年，也是一个春天，他没能阻止一次牵涉众多高官和望族的贡举舞弊案演化为历史上最著名的党争。平心而论，穆宗对贡举舞弊案的处置没有什么明显的失误：接受朝臣控诉、咨询翰林学士、举行还算公正的复试以确定责任、最后罢黜渎职的考官……一切都按部就班。穆宗为人所诟病的，不在于个别举措的失当，而在于表面的中规中矩下掩藏着对事态发展的无能为力。结果，官僚们“皆挟邪取权，两相倾轧。自是（著者注：长庆贡举案）纷纷排陷，垂四十年。” 在元和朝我们看到的是君主英明；文职官僚集团在被驯服后表现出高度的智慧与效率；藩镇势力面对长安咄咄逼人的进取态势相应地萎缩了。元和宫变后到长庆二年春的两年时间内，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反向过程：英武君主的死亡和继任者的昏暗；文职官僚集团的派性斗争因缺乏制约而失控，导致长安丧失智慧与效率；长安权力的瘫痪也就意味着河朔三镇的重新崛起。 河朔三镇不同于帝国其他州郡之处，不仅仅在于中央统治力嵌入程度很低，还在于无论经济基础、权力结构，还是文化心态它们都已经胡化了--“山东奥壤，悉化戎墟”。长安不仅要将自己的权力之手重新伸入河朔，更是一元化帝国的全面重建。前者只不过是后者的最初步骤。元和年间的征战完成了这个步骤，更艰难的后续步骤宪宗还没有来得及着手。穆宗的朝廷肯定误以为他们不过是在做扫尾工作。长庆元年二月，宰相萧俛、段文昌建议削兵。在藩镇屈服于宪宗武力的情况下，确实需要一项从根本上削弱藩镇的政治方案；府藏告罄的长安也必须逐渐摆脱军费剧增的困境。但削兵是被当成孤立简单的一项政策加以推行的：强制遣散的兵卒何去何从；如何消除节度使们的抵触情绪；如何安抚嚣张的牙军……长安竟一无长策。被强行散去的军卒转身遁入山林，落草为寇；还没有被裁撤的在发现自己对朝廷恭顺却反被无情地推到了前途未卜的境地后，从内心疏远和敌视起长安来了。最终，朝廷接二连三的错误导致河朔复叛： 卢龙节度使刘总辞官时曾建议将这个强藩一分为三，同时将都知兵马使朱克融等有影响且又非常跋扈的将领送到长安。他隔离骄兵悍将以消弭隐患于无形，同时也希望朝廷能礼遇这些边将，拉近藩镇武人和长安的心理距离。但是，朝廷没有领会刘总的意图，基本保留了卢龙领地，又在冷落朱克融后轻率地放虎归山。当接任卢龙节度使的张弘靖不能照顾该地域胡化的特殊性从而招致哗变时，朱克融取代了他。成德的反叛则与穆宗下诏各镇藩帅对调有关。这本是为了避免节度使长期盘踞地方而坐大的明智之举，可愚蠢之处在于朝廷把魏博节度田弘正派到了成德。在宪宗讨伐成德时，田弘正是绝对的主力，和成德结下了不解之仇。仅元和十一年南宫之役，成德就有二千多人阵亡。现在，他却被朝廷抛弃在如狼似虎的仇人中间。杀害田弘正的王庭凑强迫监军上疏请封。恼羞成怒的朝廷断然拒绝了他。随即，各路大军奉旨从四面向成德集结。阴云密布的天空中笔直升起的狼烟宣告一个值得怀念的年代正式终结了。 魏博和卢龙、成德本来就是三位一体的。在卢龙和成德相继作乱后，魏博动摇了。史宪诚逼死田弘正的儿子田布，取代田氏成为魏博的统治者。地方上的反叛如同瘟疫一般四下里蔓延开来，连河朔以外的武宁、浙西、宣武和昭义也感染了。朝廷必须要屈辱地妥协了，因为它没有能力同时与河朔三镇作战。元和中兴已到梦醒时分。 长庆二年早春的一天，史宪诚春风得意地接任了魏博节度使；仲春里的某日，昭义节度使刘悟突然囚禁监军；还是那年春，王庭凑得到了旌节，而响应朝廷号召去对抗他的牛元翼却不得不在暮春三月抛弃家眷只身突围；与此同时，武宁节度副使王智兴疯狂劫掠着汴河的春水里的进奉船和商旅；暮春时节，他驱逐了节度使崔群；几天后，朱克融、王庭凑加检校工部尚书衔……这是长庆二年的春天，这就是春天里上演的悲剧。 不久以后，穆宗中风坠马，在病榻上消磨掉自己的最后两年时光。病入膏肓的他大概已经真切地感受到岁月如无情流水，终将他的生命和希望，都一点一点地带走。那是长庆四年正月壬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