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繁华事散逐香尘 霓裳羽衣舞不再翩然如蝶，广运潭的水面不再漕船如梭，甚至连渔阳的鼙鼓也悄然无声了……盛唐的繁华仿佛已经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德宗龙驭上宾时的惨淡愁云和“永贞内禅”的暧昧气氛还在大明宫的雕栏玉砌间缭绕萦回。谁能预知，在年轻的宪宗皇帝统治下，帝国将往何处去？ 如果说顺宗的病痛和“二王八司马”资望上的欠缺使帝国政治中枢的两大核心因素：皇帝与文官集团，无法实现良性互动，导致永贞革新的失败，那么顺宗的儿子唐宪宗所领导的元和时代没有这样的缺陷。作为一名强有力的君主，宪宗具有驾驭文官的高超手腕。无论是元和对策案还是李逢吉反“削藩”，可能激化党争的行为都遭到了弹压。单纯就个案而言，宪宗的处理未必公正；但着眼全局，我们发现，朝廷主要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如李吉甫、裴度都得到了或许不无偏袒但确实非常重要的保护，敌对党派很难利用他们执政过程中出现的某些失误促成他们的垮台；宪宗也从未忘记敲打结党的高级官僚们，可官僚间有限度的对立又被他有意识地维持着：他用裴垍和李绛牵制李吉甫；当他发觉权德舆、李藩不能对同僚有所制约时便果断地罢免他们；宦官吐突承璀被他用来对付文官；文官们将矛头集中到吐突承璀身上时，他又通贬黜后者安抚朝野。总之，宪宗能够很好地协调文官集团，而又遇上了一个名臣辈出的时代：杜黄裳“达于权变”，裴垍“器局峻整”，李绛“明察思深”，武元衡“重慎端谨”，权德舆“孝悌力学”，李藩“修身慎行”，李吉甫精明干练，而裴度更是可以同郭子仪相提并论的国家柱石……人才济济的文官集团，加上一位驭下有方又能调动他们力量的皇帝，组建起很强大的政治中枢。 平定藩镇的条件已经具备了。 在解决了剑南、夏绥和镇海等实力较弱的藩镇后，宪宗将矛头指向了顽固的淮西、强大的平卢和河北。战局一度十分吃紧，河北、淮西两线作战的困境使宪宗不得不暂时向成德妥协。平卢节度使李师道甚至派人骚扰东都洛阳，刺杀宰相武元衡。但田弘正领导魏博归附朝廷打破了河朔三镇互为奥援、对抗朝廷的局面。卢龙和成德因此承受了莫大压力。田弘正的效命彻底地改变了宪宗的战略被动。十四年里，由蜀而夏，由镇海到泽潞，由风雪蔡州城到对淄青犁庭扫穴，那些曾经嚣张一时的藩镇歙肩俯首，匍匐在朝廷脚下。这就是“元和中兴”，一个至少在形式上重新完成统一的时代。同时，拒绝回鹘请婚和吐蕃人对王师收复河湟的忧心还暗示着，雄心勃勃的宪宗正将目光从淮西、从河朔收回，徐徐投向广袤无垠的西北。那里有肥马长草，有碛日瀚海，有贞观遗风、开元霸业在等他去追寻…… 紫陌红尘拂面来，王朝完全有理由期待又一次繁华似锦。 但是，危机的萌芽也在元和十五年春的繁华底里潜滋暗长。谭忠曾说过：“往年王师取蜀取吴算不失一，是宰相谋也。今伐赵不使耆臣宿将而付中使，不起天下甲而出秦甲……此上自为谋以夸服臣下。”宪宗是尝试着借助独立于官僚机构和派系外的私人属员，比如吐突承璀进行征讨，尝试用降服河北的帝业来能使文官们平定西蜀、东吴的相业黯然失色。这种立场对文官们所极力维护的政治运作框架构成了威胁，招致他们的反感。曾经良好的君臣关系在元和后期趋于紧张。在战略目标、在宰相人选、在对待方士态度上，分歧明显且双方都负有过错：胜利使宪宗更加骄傲和专横，而文官领袖裴度的口气同样表明他有居功自矜的倾向。在削藩战争连续告捷，外部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宪宗的家庭内部却因为储位之争而出现致命危机。 皇三子李宥，也就是日后的唐穆宗凭借优越的母系背景获得了文官集团压倒性的支持。似乎是在文官的压力下，宪宗才勉强同意立李宥为嗣。可他又拒绝册立李宥的生母郭氏为后。元和八年十月群臣联名三上奏表也没有改变他的想法。也许是李宥的无能带累生母郭氏（著者注：郭子仪的孙女）无法正位中宫--那样宪宗就必须服从“嫡子继承制”，失去另选太子的可能；抑或是郭氏强盛的外家使宪宗怕自己身后会重现太阿倒持于外戚的局面，才不愿让李宥承继大统？究竟出于何种考虑，现在我们说不清了。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郭氏母子的命运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元和十五年前后，当他们发觉宪宗可能要作出对他们不利的抉择，从而将他们的命运引向不测的境地时，妻子背叛了丈夫，儿子背叛了父亲。 元和十五年正月二十七日，宪宗遇弑。 当被宪宗远远地贬黜到边地的刘禹锡数年后再一次回到长安，他看到的，是桃花净尽菜花开，是繁华散去后的百丈红尘。 二、流水无情草自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