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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唐太宗的模型与初唐历史的折射 罗杰斯的序言，在简单介绍了《晋书》的相关资料来源及前秦的建立与历史概况后，就全力分析《苻坚载记》的几个来源及模式。罗杰斯认为，《苻坚载记》中既有晋朝自编的陷阱，更有隋、唐两朝具体历史的折射，而这些与真正的前秦历史可能毫不相干。首先，最重要的就是唐太宗的模型与初唐历史的折射。 在对苻坚本人的叙述中，以及苻生与苻坚关系的论述中，罗杰斯认为这实际是初唐史家们对唐太宗的描述。在罗杰斯看来，尽管房玄龄等人是受命编修《晋书》的，可他们并非专职的史官，史学修养值得怀疑。由于他们是朝廷中最为重要的大臣，所以，是否撰述真实的历史并非他们所关心的，而借助修史劝谏却成为他们的用意所在。他们虽对朝中政事了如指掌，但因为君臣的尊卑等级，即便是开明如唐太宗这样的皇帝，他们也并不可能畅所欲言。贞观十七年（643年）正月，魏徵去世后，朝臣之中就再也没有像魏徵这样的直言敢谏之士了。对于唐太宗敢于批评之士日少，而唐太宗骄横之心日盛，《晋书》的纂修恰恰在此之后。所以，《晋书》的编撰者们“把苻坚塑造成为一个特殊的英雄，而且与唐太宗本人的形象有密切的关系”。在《晋书·苻坚载记》中，“他们把七世纪发生的事情精心灌注于前秦的载记之中”[2](P41)。而这种“灌注”，首先体现在苻坚之前苻生时期的历史之中。《苻坚载记》之前篇为《苻洪、苻健、苻生载记》，乃是苻坚兴起之前的前秦几代君主。苻洪是苻坚的祖父，前秦政权的奠基者。苻健和苻雄为苻洪的两个儿子。对于《苻洪、苻健载记》，罗杰斯着重讨论了一些谶纬和神话及其背后的含义；对《苻生载记》，则进行了系统的分析。苻生是苻健的儿子、苻坚的堂兄，在位仅两年即被苻坚发动政变赶下了台，时年仅二十三。但在《晋书·苻生载记》中，却把苻生写成一个十恶不赦的暴君： （苻生）临朝辄怒，惟行杀戮。动连月昏醉，文奏因之遂寝。纳奸佞之言，赏罚失中。左右或言陛下圣明宰世，天下惟歌太平。生曰：“媚于我也。”引而斩之。或言陛下刑罚微过，曰：“汝谤我也。”亦斩之。所幸妻妾小有忤旨，便杀之，流其尸于渭水。又遣宫人与男子裸交于殿前。生剥牛羊驴马，活爓鸡豚鹅，三五十为群，放之殿中。或剥死囚面皮，令其歌舞，引群臣观之，以为嬉乐。宗室、勋旧、亲戚、忠良杀害略尽，王公在位者悉以疾告归。人心危骇，道路以目。既自有目疾，其所讳者不足、不具、少、无、缺、伤、残、毁、偏、只之言皆不得道。左右忤旨而死者不可胜纪，至于截胫、刳胎、拉胁、锯颈者动有千数[3](P2879)。 苻生在位不过两年，所干坏事却无数；凡天下暴君的罪行皆归诸苻生，虽桀、纣之残暴亦不过如此。难怪刘知几在《史通·曲笔》中慨叹“昔秦人不死，验苻生之厚诬”！ 在极力诋毁苻生的同时，对苻坚则备加赞誉。《苻坚载记》中首先神化苻坚的出生，说他出生时“有神光自天烛其庭”，其祖父“洪奇而爱之”。与其兄苻法发动政变、弑苻生以后，苻法为帝，但苻坚又弑其兄苻法而自立。编撰者叙述这件事时，却抬出其母亲：“初，坚母以法长而贤，又得众心，惧终为变，至此，遣杀之。坚性仁友，与法诀于东堂，恸哭呕血，赠以本官。”[3](P2885)这似乎显示苻坚极为“仁友”，但是极不合情理，因为苻法下台时如果苻坚真的“仁友”，为何非得置之于死地呢？随后，极力称颂苻坚政治清明，“于是修废职，继绝世，礼神祇，课农桑，立学校，鳏寡孤独高年不自存者，赐谷帛有差，其殊才异行、孝友忠义、德业可称者，令在所以闻”[3](P2885)，与苻生的暴君形象形成鲜明对照。 罗杰斯认为：诋毁苻生，并非仅仅是树立一个简单的暴君典型，而是有着深刻而内在的反讽意味。真正的历史只是片断的，因为“苻生的名字，在唐朝以前，一直是被谴责的对象”，所以房玄龄等在修《晋书》的时候就借机嵌入他们的虚构。而称颂苻坚，也是有史家们的政治目的的。在罗杰斯看来，房玄龄们是把苻生等同于李建成和李元吉，而把苻坚比附李世民。因为苻坚取代苻生的政变，如同公元626年李世民发动的玄武门之变；苻生与苻坚的关系，和李建成与李世民的关系有着惊人的相似。而史书记载，苻坚曾经毁国史，唐太宗也曾改写历史，由于唐太宗称帝后对史书的改写，使得唐初的历史已变得面目全非了。 在罗杰斯看来，《苻坚载记》丑化苻生、神化苻坚，实际上是唐太宗丑化李建成、李元吉而神化自己的一种现实的折射：唐初的历史在唐太宗继位后，几乎全部改写，而苻坚亦曾改写历史。《苻坚载记》曰：“初，坚母少寡，将军李威有辟阳之宠，史官载之。至是（按：公元381年），坚收起居注及著作所录而观之，见其事，惭怒，乃焚其书而大检史官，将加其罪。著作郎赵泉、车敬等已死，乃止。”[3](P2904)史官被杀，史书亦被改写，苻生残暴形象岂不是苻坚故意塑造出来的？而唐太宗对于“玄武门之变”中弑兄灭弟、逼父退位等一系列行为也十分忌讳，所以对于史官之记载也极其留心，从而大改史书。对于起居注“善恶毕书”的原则，唐太宗是有所忌讳的。无论如何，玄武门之变总是唐太宗一块心病，所以他要想方设法看看实录。贞观十四年（640年），唐太宗向房玄龄索看《高祖、太宗实录》，当看到有关玄武门之变的记载“语多微文”时，就对房玄龄说：“昔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鸩叔牙而鲁国宁。朕之所为，义同此类。盖所以安社稷、利万民耳！史官执笔，何须有隐？宜即改削浮词，直书其事！”[4](P223-224)起居注和实录，君主原本是不能看的，这是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但是唐太宗竟然打破了这条戒律，私自向大臣们索看实录；并且对于史臣们的记载非常不满，指令按照自己的想法修改，史臣无法直书其事。唐太宗索看唐高祖、唐太宗实录的事情，发生在《晋书》编修六年前，是唐太宗直接对房玄龄说的；对于玄武门之变，唐太宗则将其视为周公诛管、蔡，史臣们就只能以此原则来叙述，历史的真相就此湮没，以后的《新唐书》、《旧唐书》就如此载录玄武门之变。一场原本是李世民兄弟间争夺皇位的宫廷斗争，因为李世民本人的干预及其继位后当然的正统性，真相就此模糊了。李世民摇身一变，也就成为正义的化身了。唐太宗破坏了官修制度中的史官保护制度，“是则由追求实证定论历史的正史意义，已隐然偏向钦定历史的方向发展”[5](P491)。但由于魏晋以来史学中强烈的“以史制君”的传统，使得实录和《晋书》的编撰者们（实际上是房玄龄他们数人）对这种转变强烈不满，于是就只得采用曲笔来叙述历史（注：对于魏晋以来史学中“以史制君”的传统，雷家骥有详尽的论述，参见《中古史学观念史》[5]第七、八章。）。 (责任编辑：admin) |